科学没有高低之分，不能说这个科学高，那个科学低，但是技术却有高低之分。所谓“高技术”无非从两个角度衡量：比较复杂和比较难。那么，这两个说法有没有衡量标准呢？难度系数的大小问题，可以比较却很难取得统一意见。

　　作为产业来讲，高技术产业主要的标志便是研发投入大。研发投入占多少？OECD有一个比较粗糙的认证标准，即研发投入大致要占销售收入的10%。这是销售收入10%，不是增加值的10%。如果这10%不投入到研发里，毛利可以增加10%，而企业从销售收入里拿出10%投入到研发，说明这个产业利润率是比较高的，否则拿不出这笔钱。

　　按照这个标准，航空航天制造业、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业、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可以被认定为高技术产业。

　　高技术是核心技术，但并不是由高技术定义高技术产业，而是高技术产业反过来定高技术。尽管我国上述几个产业定位为高技术产业，但事实上除航空航天以外，其他产业的研发投入远远没有达到销售收入的10%，而且和10%的差距还相当大。尤其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中国制造增加值率不断地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不断地下降，能够拿出来投入研发的钱并不多。

　　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途径是什么？第一阶段是研发阶段，第二阶段是创新，迄今为止创新也二三十年了，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研发阶段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创新阶段则包括设计、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现在创新的概念太泛了，什么都在谈创新，但都没有精力集中解决问题。我们常把研发、创新两个阶段混为一谈，讲创新其实相当大一部分在谈研发。

　　两个阶段有明显的区分，目的也不同。研发阶段要有思路和想法，做出某一件东西，能够证明这个思路和想法是正确的，或者再做出一个样品就可以了。至于这个样品能不能形成产业，这并不是研发阶段能够解决的问题，研发人员也解决不了。创新阶段则是把样品投入大规模生产，形成能够销售的产品，最后取得经济价值，要赚钱也要形成市场规模。

　　这两个阶段的条件也不同。研发阶段主要在实验室，在小的特定环境里面，创新阶段是到工厂实验；方法也不同，研发阶段是小部分人精雕细刻，创新阶段则是运用大规模生产工艺与大装备形成大批量生产，销售到市场。

　　而且两者间的主体也不同。两个阶段之间的衔接容易脱节，全世界都是如此，国外称之为“死亡谷”。研发阶段对市场需求情况并不一定很清楚，研发技术人员没有充分了解市场，东西做出来以后却不能实现产业化，这是相当普遍的问题，很多国家都是如此。而且，在中国这个问题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

　　研发阶段主体是研究技术人员，动因是国家，特别是国防技术领域都是由国家意志主导。科学家或者技术专家、工程师的个人兴趣，推动他们沿着这个道路往前走，但需要有成果，没有成果就没法前进。所以研发阶段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第一是政府投入，第二是社会资助，第三是个人努力。研发阶段可以产生的效果包括专利、技术诀窍、样品、知识产权转让后收益。

　　创新阶段的主体是企业家，动因是经济利益。企业家投资就要赚钱，创新阶段必备的条件包括本人投入、社会融资、技术来源，产生的效果包括企业成长、发展壮大、产业兴旺，利于国家的同时个人也获益，反过来又能创造条件继续资助研发。

　　从宏观环境条件来看，需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商品市场要诚信、竞争正常合法、需保护知识产权，但现在感觉越来越差，欺诈情况也越来越多。信息化发展带来了很多好的方面，但是负面影响也很多，欺诈变得更加容易。虽然这一问题全世界都存在，但在中国特别突出。不光是个人素养问题，法制问题等都存在。

　　金融市场要有多种投融资方式和渠道，但目前金融市场缺乏规范性的竞争，这是很大的问题，主观能动性也不强。同时，技术市场也要规范。对于规范技术市场来说，需要有技术市场中介的存在。技术市场中介并不完全是商人，他要对技术有判断能力，不能自己搞研发、办企业，但是他对研发和企业都要有深刻了解，能把握宏观，而判断应该比企业研发者个人的层次更高，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中国技术市场中介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另外一个方面，则需要扩大交易面。以大学为例，我国已经有两千多所大学、上千万家企业。许多大学的研究专利、研究成果都希望能转让出去，但外界的眼睛都盯着大企业，很多地方大学希望能够转让到本地区的中小企业，但是效果很差。反过来当大企业需要资源的时候，他们却只盯着名牌大学，这样交易面就变得非常窄。如何将交易面扩大到所有的高等院校，扩大到所有的、有一定能力的中小企业，这是非常大的难题，现在也没有更多的政策支持。

　　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改善营商环境，简化准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并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现在大量的企业该退出的没有退出，为什么？因为退出太复杂了。各地政府也不希望太多企业退出，很多企业也不注销，注销还要花钱，还要办很多手续，干脆就直接“跑路”。所以一定要严格执法、杜绝欺诈。

　　我们要培育产业发展，大力支持基础研究。现在中国基础研究在整个研究开发费用里占比5%，美国是15%以上，差距非常大。现在有一种说法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不同，可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此基础研究主要还是要靠政府的投入。

　　鼓励企业家主导创新活动也同样重要。现在的难题是，在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候，是要创新还是要吃饭？国外相当一部分企业认为，尽管吃饭有问题，但哪怕借钱都要继续创新。国外很多企业利润下降的时候，一般先保创新，但中国不是这样，客观现实并不允许。

　　同时，还要培育创新意愿，建立创新获益的环境，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针对性培训。高技术产业不仅仅只是对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同样需要。

　　高技术要不断改进完善，做微创新、再创新，不是存在市场就行了，还需要不断地改进与再投入。这时投入就要靠企业自己去投入，企业家在高技术产业中作用也就变得更加突出。（周婕整理）

　　个人名片

　　　　朱高峰，通信技术与管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制造强国战略研究负责人。原籍浙江宁波，出生于上海市。1951-1952年就学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8年毕业于原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获工程师学位。曾任原邮电部副部长、主任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长期从事电信科研工作。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参与主持多个通信载波传输系统总体设计与研制工作，负责总体设计的我国第一套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系统是我国载波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该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特别是负责总体设计的中同轴电缆4380路载波通信系统，频带宽，技术难度大，有些技术达到国外万路载波系统的水平。打破了国际上对我国的通信技术封锁，取得了丰硕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1984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八十年代倡议并组织建设全国长途自动电话网，提出网络运行可靠性总体设想，推动了通信网络理论的发展。九十年代组织制定了我国长途网络规划，为“八五”计划期间建设我国22条光缆主干线起了主导作用。为我国邮电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近年来在紧密跟踪世界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同时，对我国产业结构发展制造业，工程教育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发表了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