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了更好地向全社会弘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再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中国科协指导下，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特邀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原“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潘厚任进行线上直播，讲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与老科学家的故事。潘厚任重点回忆了卫星诞生背后“两弹一星” 元勋赵九章、钱骥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 带领人们回到那段艰苦的峥嵘岁月。 

　　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决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面对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当时国家不仅工业基础薄弱，又恰逢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据潘厚任介绍，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前后，一位牧民曾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戈壁滩上发现了不明国家投放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窃听站，方桌大小，外面用泡沫材料包裹防震，颜色就像当地的一块石头，伸出的天线伪装成一棵草。据猜测是使用平流层气球，靠中纬度全球大气环流漂飞到我国上空，再用降落伞投放。窃听的信息先存储，当投放者的卫星飞经上空时再回放到卫星。当时拥有这样能力的国家屈指可数，经解剖分析也不难判断。当时潘厚任也参与了对无线电信号窃听站的分析，因为投放者也明知无法将硬件收回，里面使用的都是不太先进的厚膜器件。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 党中央高瞻远瞩, 果断做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潘厚任回忆道：“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买粮食、买肉什么都要票，一个家庭一个月就供应半斤猪肉，我每个月定量只有27斤粮票。” 

　　但在那样的情况下，老一辈科学家和广大研制人员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 风餐露宿, 顽强拼搏, 团结协作, 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取得了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 

　　攻坚克难 团结一致 

　　潘厚任说，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的主要目标为解决“两弹”，为的是保卫国家，卫星排在后面。但当时美国与苏联处于冷战时期，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竞争得非常厉害。1955年美国就在世界空间科学大会上公布，要在1957年到1958年间发射人造卫星，“面对美国的豪言壮语，苏联一声没吭。就在美国说了半天的人造卫星还没上天时，1957年10月4号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突然上天了，给美国来了一记‘闷棍’。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对全世界的影响，所以在1958年5月他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当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组长为钱学森，副组长为赵九章、卫一清。当年中央就下拨2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卫星开创工作。“这笔钱真的是天价了，要知道那时候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多少？第一年46块钱，第二年转正56元，就能养活一家人。”潘厚任说，中科院知道国家拨款的这笔钱来之不易，没有用它来盖房子、讲排场，而是立即启用西苑操场甲1号的现存旧楼，只在对面小院盖了一个铁皮盖顶的简易食堂，四方调集人马，9月就迅速开展了各项研究工作。下拨的经费创建了科学仪器厂，即现在529厂的前身，花了约一半的钱，剩下都上缴。关于人才问题则增加科技人员，同时配备实验室和工厂技术工人，调配8000名年轻的复员技术兵，并请当时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支援一批老工人，1959年就分配到有关所和工厂。 

　　之后遇到经济困难时期，根据中央政策，复员兵大部分被精简还乡。因承担国防必保生产任务，经特批，才把一批业经培训，掌握了试制、生产技术的复员技术兵保留下来。科技人员设计的仪器、设备都需要工人师傅制造，他们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克服困难按时完成了任务。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三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和火箭研制，为便于与上海市合作，11月迁上海，改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第二设计院负责研制控制系统，分三个研究室，业务方向分别是姿态控制系统仿真，遥控遥测和运动物体控制；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研制与空间环境的研究，由赵九章、钱骥担任科技领导。 

　　1958年11月，正在北京天文台筹备处实习的潘厚任，从中关村转到西苑操场甲1 号的现存旧楼里报到。当时他被分配到由孙传礼担任组长的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组，后来负责地球物理火箭“和平一号”太空微流星探测仪的研制。潘厚任说：“我是学天文的，刚开始正式分配到那儿我还有点不愿意，可是当深入进去以后发现，很多航天的基本理论、技术与天文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的天文梦和航天梦就这样融合在一起了。”

组装中的东方红一号 

　　从头做起 白手起家 

　　“ 搞‘两弹一星’，对东方红一号卫星来说，是爷爷带着孙子打天下。因为从学术水平、学问来说，老一辈的专家如钱老、赵老这样算爷爷，我们连孙子辈都不如。那时候就是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领导下，在一些有战略眼光科学家的领导下，把这个事情做了起来。”潘厚任说。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当时虽兼任581组的组长，不过后来他从中科院的力学所调到“老五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航天工业部的前身，主要解决导弹的问题，而581组的具体工作都由赵九章与钱骥主持。 

　　潘厚任回忆，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曾说过：“搞卫星赵九章最积极”。作为气象学家的赵九章先生，一开始就洞察到了卫星对天气预报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有一次赵先生在闲聊中曾讲过一个笑话，说当时我国预报“明天下不下雨”的准确率是40％，那么反过来报不就是60％吗？ 

　　早在1960年，赵九章就安排在北大的两位研究生，在五室开展了气象卫星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验工作，为后来我国卫星气象学的起步与发展开创了先河。 

　　1958年10月，赵九章和钱骥组织大气物理团前往苏联访问，他们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坚定“搞卫星一类的尖端技术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的决心。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条件较差，“东方红一号”的研发工作几乎都是从头做起。“人造卫星当时在国际上也是最尖端的事情，对我们国家来说困难非常大。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假如把发射人造卫星比作吃馒头，那么，当时的科研人员要从开垦荒地做起，然后才能种麦子、磨面粉、蒸馒头。‘东方红一号’就是这样，从元器件、原材料到工艺等，几乎任何事情都是从头做起，白手起家。”潘厚任说，赵九章非常有战略性眼光，从苏联回来后就要求大家一切从头干、自己干。国家给的两亿元研究资金的一半，主要用来建立了一个科学仪器厂，就是现在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29厂。赵九章用自己的战略性眼光，围绕卫星所涉及的重要学科，对581组进行了全面布局，为人造卫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8年赵九章（右一）率队访问苏联，右二为钱骥，左一为杨嘉墀

　　潘厚任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从事太空科技工作五十余年，参与我国首批箭载、星载太空探测仪的设计研制、卫星轨道计算；曾参加我国第一、第二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和卫星系列规划制订，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组员、副组长；空间光辐射研究室、卫星电系统研究室技术负责人；曾兼任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科普委员会主任，中国空间法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CNCOSPAR副秘书长等。在国内外会议及刊物上发表论文、报告及专著、译著98次；科普文章30篇。所参加和负责的工作曾获7项国家和中科院科技成果奖；“1999年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等个人荣誉奖共15项；国家和中科院突出贡献奖励3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