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

　　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

　　本刊记者：随着美国和欧洲“双反”的到来，整个光伏行业似乎已进入严冬，很多人认为光伏产业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您认为怎样才能破解困局，成功突围?

　　褚君浩：目前造成光伏行业发展困难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的“双反”，这是它对本国光伏企业的保护措施。为了遏制中国光伏企业的发展，美国通过加税来提高中国企业产品的售价，使美国用户更多地选择本国的产品。二是欧洲的“双反”，原本欧洲对太阳能应用实行鼓励政策，像西班牙等国家，已经大量使用太阳能技术。现在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对于太阳能应用的补贴开始减少或取消，因此中国企业出口欧盟的产品也受到很大影响。三是国内光伏企业的“产能过剩”。现在很多大企业，如果有4条生产线，只能开工两条。即使只开工两条，生产的电池或电池组件还是卖不出去，只能降价出售。即使降价销量也不好，很多产品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这就是造成目前光伏行业“产能过剩”的缘由。

　　但我认为，“产能过剩”只是表象，并非真的过剩。什么叫“产能过剩”?我们拿电视机来举例，如果每个家庭至少有三台电视机，而仓库里还有许多电视机卖不出去，那我们可以说电视机是“产能过剩”。如果现在每个建筑物的楼顶都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到处都建了太阳能发电站，已经没有楼顶可以再装电池板、没有地方可以再建太阳能发电站了，而企业仍在生产电池板，那是真的“产能过剩”。但是现在我们走在路上，很少能看到太阳能发电站，建筑物的楼顶上也很少能看见太阳能电池板，这怎么能算“产能过剩”呢?

　　走出困局的根本出路是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投资拉动不行，出口也不行，中国光伏企业的未来市场只能在国内。所以从政策层面，媒体角度，都要想办法推动太阳能电池在国内的广泛应用。

　　太阳能电池在国内应用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是成本比较高。现在使用太阳能电池发电，1W大概要10块钱左右，其中电池组件的成本约为5块钱，其它的费用大概是5块钱。太阳能电池板的寿命约为25年，那么如果通过贷款来购买设备的，算上银行的利息，这种投资显然是不合算的。只有降低太阳能电池的成本，才能让其更好地为国内市场所接受。

　　降低成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是通过改进技术来降低价格;第二是银行对可再生能源应用方面的贷款利率给予优惠，甚至推出无息贷款;第三是提高其上网电价。贷款利息降低，上网电价提高，太阳能电池应用单位感到划算了，太阳能电池的应用就能推广开来。

　　现在我们的太阳能利用多是示范工程，比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顶层就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起到了引领示范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政策层面的激励，没有形成真正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商业运行的模式，就不能广泛地推广应用。

　　另外，在太阳能利用的发展过程中还要注意多元化应用。除了做成大型发电站以外，还要发展小型的、分布式的利用。另外要想办法让太阳能技术进入日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中，比如太阳能汽车，太阳能路灯，太阳能驱动电器，用在帐篷上的柔性的、可折叠的太阳能充电板，甚至用在衣服上面的太阳能电池板等，这些创新的利用方式也能推动产业发展。

　　应用和技术提升大有空间

　　本刊记者：目前阻碍国内光伏产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褚君浩：首先是政策保障不够。光伏发电要上网，但是大电网的配套跟不上。因为太阳能、风能发电的数量和质量可能随时会变化，要解决不稳定的分布式发电对大电网的影响，就需要一个调节机制，要依赖智能电网的发展。现在提倡分布式的应用系统，比如一个住宅小区可以建一个小的变电站，这个小变电站把小区内的太阳能发电利用进来，基本上可以自发自用，大电网起调节作用，对大电网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只要肯作为，这些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我曾经陪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到山东考察节能减排，看到一个地方的风车叶片都锁住了，但是当地当时的风很大。我于是问为什么要锁住风车发电，地方的同志说：马上要到年底了，火电还用不完，更别说风电了。所以虽然现在投资建设了很多风力发电站、太阳能电站，但没有送到大电网里，经常被闲置在那里，这是巨大的浪费。另外，电力垄断企业也不愿意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并入到大电网中去，部门之间在利益分享上的阻碍只能靠行政管理部门出台政策来解决和协调。

　　技术水平也是制约光伏行业发展的因素之一。无论是晶硅电池、薄膜电池，还是新概念电池等，中国的技术水平都有提升的空间。技术提升，效率提高，企业的成本下降，就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目前做得比较好的是晶硅电池，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新兴产业。世界上最好的10个光伏企业里中国可以占5～6个，最好的5个企业里中国也能占到两三个。国外把中国的晶硅电池称为“中国电池”，他们在努力发展第二代薄膜电池，希望以此来打垮中国的晶硅电池。中国的光伏企业为中国高技术企业走到世界前列作出了贡献，是中国的骄傲。但光伏产业的技术需要不断提高。现在许多光伏企业都意识到提高技术的重要性，并且逐步开始实施太阳能电池设备的国产化。像常州天合光能建立了光伏科学与技术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像天威英利有光伏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他公司也都有研发部，都很重视技术开发。但总的来说，对于研发的投入还是不够的。企业的实验室主要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希望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往往限于目前企业所生产的电池种类，对新型电池的研发重视程度不够。如果对新型电池的研发跟不上，也会逐渐落后于国外的同行。

　　中试阶段的政策空白必须补上

　　本刊记者：中科院在太阳能电池的研发上做了哪些工作?在技术向企业转化的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褚君浩：中科院于2009年正式启动实施“太阳能行动计划”，以2050年前后使太阳能作为重要能源为远景目标，确定2015年分布式利用、2025年替代利用、2035年规模利用三个阶段目标，从光伏、光热、光化学、光生物等太阳能转化利用的几个主要途径所涉及的关键科学问题作为突破，并在核心技术研发、应用示范和转移转化等几个层面实施。“太阳能行动计划”成立了5个中心，分别是太阳能电池中心、太阳能光化学转化研究中心、太阳能光热转化及规模化研究示范中心、太阳能光伏系统及规模化利用研究示范中心、太阳能生物转化研究中心，采用“中心+人才+项目”的模式，既瞄准了当前的主流方向，又瞄准未来的发展方向，三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太阳能技术的研发一部分是前端的，这一部分容易得到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委等各种项目的支持;另一部分是偏产业化的，这一部分也容易和企业的研发力量对接;但是最困难的是中间部分。因为中试部分不属于基础研究，或者应用基础研究，得不到国家经费的支持;而企业怕风险，也不愿意投资。但是实验室的成果是不可能直接产业化的，必须要经过中试阶段，对于太阳能技术来说中试尤其重要。目前对于中试阶段的支持政策还很不够，这种体制机制影响了技术的转移转化。

　　我总是在说，对于太阳能电池的研发不能急功近利，不可能今天投资建厂，明天就赚大钱，拉动GDP。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利用是逐步发展的，中国必须有持续的、长期的投入。如果将来国外做出一种新的太阳能电池，又便宜又好，而中国没有做出来，那么专利都是国外的，就像当初的彩色电视机一样，只能把外国的技术买进来，中国完全受制于人。所以要看到，太阳能产业的技术是在不断上升的，在此过程中各个国家都在竞争，看谁能占领制高点，并且将其发展成产业。中国人一定要在太阳能研发上下功夫，让光伏这个“高技术产业”真正建立在拥有“高技术”的基础上，而“高技术”又建立在规律发现的基础上，既有基本规律的发现，又有新技术的发明，还根据新技术建立起来的高技术产业，这样的产业根基才能稳固。

　　内忧来自无序、短视和应用不足

　　本刊记者：光伏为何从一个朝阳产业一步步走到今天，其发展过程暴露了哪些问题，我们对此应该有怎样的反思?

　　褚君浩：中国的光伏产业最早发祥于一批“海归”人员带回的国外技术，随着全社会对新能源认识的提高，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各路资金的投入，使这个产业在4～5年内得以迅速发展，这一发展速度应该说是资金、技术、人才、政策集成的结果。

　　但是光伏产业发展到现在，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无序，二是短视。

　　“无序”是指缺乏顶层设计和合理引导，出现了“一哄而上”的倾向。许多地方看到太阳能电池很赚钱，就大量投入资金，即使技术力量和人才储备不充分，也要上马，并且出台鼓励政策。这就造成了无序竞争、低水平重复。

　　“短视”既包括某些地方政府领导，也包括企业。一些领导部门过分依赖国外的“交钥匙”工程，不重视研发队伍的建设和技术的提升。他们希望购买一套外国现成的生产线，价钱贵一点没关系，但建设好就能开工生产。最典型的就是多晶硅提纯，国内一哄而上，高价引进了50多条国外生产线，以为能占“硅”为王，从硅里面流出“金子”。但是很多企业因为技术水平跟不上，成本始终降不下来，产量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生产线运行不起来。这件事反映出部分领导和产业界人士的短视。他们没有认识到太阳能是一个长期的、逐步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必须建立在坚持和积累的基础上。技术的积累，人才团队的建设，循序渐进的发展方式都是不可或缺的。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希望在他们的任期里，短短几年时间内见到成效，他们喜欢大进大出，一下子投几十个亿进去，引进一条生产线，最好是第一年出方案，第二年签合同，第三年建设生产线，第四年就赚大钱。这样盲目的投入，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引进的生产线不能开动，造成巨大浪费。也有很多企业想通过规模发展来赢取最大利润，不想办法提升技术，把根基打扎实，使企业能够健康持续发展，有应对各种变化的能力。双重的短视，造成了整个光伏行业的严峻形势。

　　但是我认为光伏行业发展最大的问题，还是国内应用不足。如果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应用能够真正发展起来，光伏企业所面临的困难也许会小一些，或者更加容易解决。我到德国出差，站在柏林的马路边，能看到屋顶上到处是太阳能电池板，柏林的很多公共设施都在使用太阳能，这就是政府的政策引导。而我们现在对使用新能源发电的引导还很不够，缺乏引导的原因，是对化石能源枯竭的形势认识不足。其实用太阳能多一些，煤就可以少烧一点，二氧化碳排放就少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投入4万亿来拉动内需，其中也应该包括光伏行业。现在我们应该出台一些激励政策，比如对使用太阳能电池的鼓励政策，在财政上也做出倾斜，带动产业链的发展。如果行业内的大企业出现问题，那么给它提供组件的很多小企业都会跟着倒闭，整个产业链都将受到影响。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将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认为，国家要加强对光伏产业的引导。国家如果投入了“1”，它拉动的也许是“10”;不投入这个“1”，损失的就是“10”，甚至更多。

　　修改《电力法》化解“并网难”

　　本刊记者：您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上建议修改《电力法》，您认为这能否为光伏发电扫清国内障碍?

　　褚君浩：《电力法》是1996年4月1日起施行的，已历时16年。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及整个社会用电需求和结构的变化，同时由于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供应的迅猛发展，现有电力法中部分条款已不再适用，所以我和几位人大代表联合发起了一个提案，希望能修改《电力法》，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当前《电力法》规定的“供电专营”，使本可用380伏电压直接使用的分布式光电装置，被要求原地升压至10千伏以上入网计价，再降回380伏按销售价格结算，无端增加了大量输变电投资。按照这个规定，光伏发电“并网难”就不足为怪，越来越多的屋顶光伏项目陷入困境，光电应用就不能在未来形成气候。

　　光伏发电“并网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电网企业不愿接受千家万户自建的分布式太阳能所发的电力。其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电网企业的收入仍然是全部来自发电环节与终端销售环节之间“价差”。光伏发电“自发自用”一度电，则直接导致电网企业减少一度电的价差收入。在电网企业应得收入总量及其保障机制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并网难”终成事实。

　　所以我认为应该修改《电力法》，通过一些具体措施，来推广光伏发电在国内的应用。例如，国家应鼓励具有合法资格的投资者投资分布式发电，提供发供用一体化服务，允许分布式电源投资者按照合法规定及协议完成微电网建设及提供就地供电经营活动。分布式发电项目所发电量就地使用为主，余量并入电网。

　　由于可再生能源如城市屋顶太阳能发电等具有分布广、规模小等特点，项目虽然接入电网，但发电量小、宜就地利用，建议由此类项目组成的终端用户配电网、微电网及分布式电网中，项目发电量可以不再由电网统一调度，但须统一监测。

　　国家能源局对这份提案很重视，书面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政府、电力企业等26家单位的意见后，还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认为《电力法》已不适应分布式发电的需要，这份提案对修改《电力法》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另外，在这次“两会”上，我还提议对《可再生能源法》进行执法检查。《可再生能源法》是2005年2月28日颁布的，现在过去了7年，这部法案落实得怎么样了呢?我们应该定期检查，看看每个省市的执行情况，有哪些经验，以及存在哪些问题。一个法律的出台，应该要有一些条令，要有实施的细则，否则很难落实。有些法律制定得很好，但没有具体细则，就不好操作。

　　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冀望

　　本刊记者：对于年轻的科研人员，您有哪些建议和忠告?

　　褚君浩：现在中国的科研技术水平发展得很快，年轻人也成长得很快。和我们当年比，现在的年轻人是非常幸福的，无论从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来说都是这样。现在的科研环境、科研设备、个人的发展机会等都是非常优越的。当然，现在年轻人的水平也很高。过去外国杂志上很难找到中国人的文章，而现在很难找到没发表过中国人文章的外国杂志。所以对于做科研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一是浮躁、急功近利。反映在科研工作上，就是有时候好大喜功，夸大成果。我在评审时会有这种感觉，过去我们不敢自己吹自己，觉得应该谦虚，工作做了“3”，常常说成“1”;现在有的年轻人则把“1”说成“3”，甚至出现个别的不端行为。当然这也是受到一些评价体系的影响，不这么做，可能评不上什么。所以我们也要反思评价体系，思考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引导。

　　第二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不能吃苦。不能忍受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做一些研究工作。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对科研工作干扰更大，那就是科研人员花太多时间在争取项目、项目评审、项目汇报上。有人戏称现在是全民申请项目，我觉得这一说法确有道理。现在每位科研人员看起来都很忙，忙着申请，忙着写任务书，写中期汇报、结题报告……而且从多头申请项目，希望经费越多越好。这样既浪费了时间，又使本来就有限的科研经费分配不合理，有的项目得到了许多途径的支持，经费用不完；而有的项目急需经费，却支持很少。这样的大环境是不利于年轻人成长的。尤其是一些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每年写项目汇报的时间是多少，在实验室做研究的时间又有多少?或者不能安于研究工作，做了教授又希望做处长，因为处长能掌握更多的资源，能争取更多的项目和经费。这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都妨碍了年轻人的成长。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年轻科研人员的主流还是积极向上的，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做出一流的工作，完成难度更大的任务，推动中国的科技更好更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