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集中表现在体力活动量日趋减少、高热量食物摄入过剩、烟草酒精泛滥等，加上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食品污染等多种危险因素的综合作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现有确诊患者2.6亿人，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已经占到我国总死亡数的85%，导致的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负担的70%。慢性疾病的流行带来了劳动力人口不足、医疗费用急剧上升、医疗卫生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未富先老、未富先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我国人口卫生领域所面临的严峻形式，威胁到国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新型健康服务模式

　　世界各国公共卫生研究和实践表明，应对慢性疾病的根本途径在于积极有效的预防。

　　在一系列公共卫生研究成果的引领下，医疗卫生行业重心正从被动的疾病治疗向主动的疾病预防转移，健康促进理论应运而生，并得到快速发展。“健康促进”一词，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出现在公共卫生文献中。目前，关于健康促进的定义很多，其中最为权威的是1986年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所发表的《渥太华健康促进宪章》中的定义：“健康促进是促使人们维护和改善他们自身健康的过程。”作为一种先进的公共卫生观念，健康促进理论应用行为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如何帮助人们控制和提高自身健康。我国卫生部提出“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的公共卫生策略，可视为健康促进的具体落实原则。

　　健康促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国家、社会、单位、家庭和个人的多层面资源，创造有利于健康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卫生保障体系，从而帮助大众提升健康意识与技能，改善全民的健康水平。

　　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长期从事运动与健康信息技术研究，在开展健康促进服务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科研人员意识到服务对象的主动配合和持之以恒是健康促进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能否成功改变个人的健康观念与行为习惯，决定了健康促进事业的成败。基于这一认识，针对我国大众对于健康服务认可度、参与度不高的现实，将先进的健康促进理论方法与自主研发的各类健康服务工具相结合，提出并建立了“知行信”健康服务模式。

　　改善健康的难点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

　　要改善人类健康，必须抓住其决定性因素。1974年加拿大卫生与福利部前部长MareLalonde发表题为New Perspective On the Health of Canadians的著名报告，全面阐述了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病学研究成果，将人类健康的众多因素归纳为四类，即个人行为及生活方式因素、生物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卫生服务因素。该报告进一步指出：“到目前为止，社会上用于改善健康的大部分措施和经费，都集中在医疗组织上，但目前在加拿大主要致病和死亡的原因，却来自其他三个成因：生物、环境和生活方式”。基于这一认识，该报告提出了以改变生活方式为核心的策略。Ladonde报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影响健康的广泛因素，从而使得加拿大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开始从治疗疾病转向预防疾病，积极推动大众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1979年美国公共卫生部出版的Healthy People指出，造成美国疾病和死亡的四个因素为遗传（20%）、环境（20%）、医疗卫生服务（10%）和个人生活方式，其中，改善环境和个人的生活方式是防止疾病发生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

　　在健康的四大决定因素中，生物遗传因素是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含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个人可部分控制，医疗卫生服务既取决于医疗卫生系统的供给、也取决于个人的支付能力，唯有生活方式是个人完全可以控制的。尽管不同研究得出生活方式对于健康的贡献度不同（从50%到60%），但是生活方式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得到普遍认可。因此，改变个人生活方式是健康促进的关键所在。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维多利亚宣言》指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在科学证据和民众之间架起一座健康金桥，使科学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这座健康金桥有四大基石，它们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可以看出，健康的四大基石均与个人的行为方式密切相关。

　　改变个人生活方式说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异常困难。人们在工作、生活、学习的压力下，往往在青壮年时期不注意自我保健、透支健康，等到中老年时期慢性疾病出现了，才发现已经病入膏肓，不可避免地受到生活质量下降、医疗费用负担沉重等困扰。

　　因此，在强调国家、社会、单位等应为健康促进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同时，更应充分重视个体主观能动性对于健康促进的决定性作用，并以调动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核心。美国《健康促进》杂志认为：“健康促进是帮助人们改变其生活方式，以实现最佳健康状况的科学和艺术。”

　　“知行信”健康促进服务系统的提出

　　健康信念模型

　　为了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国内外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健康促进的理论模型，如健康信念模型、阶段变化模型、预防复发模型、社会认知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其中健康信念模型是目前用以解释和干预健康相关行为的重要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健康行为受到心理、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人口学特征和指向改变危险行为的社会线索。图1为健康信念模型的理论框架。

　　健康信念模型在健康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该理论得到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并在美国Becker（1977）等人开展的控制儿童体重的健康教育、美国Larson（1979）等人开展的接种流感疫苗的健康教育、streher（1995）等人开展的烟草行为调查中得到成功应用和验证。

　　“知行信”健康服务模式

　　健康促进拥有广泛的社会需求，蕴含着无穷的商机，该行业被誉为“继土地革命、工业革命、商业革命、网络革命之后的第五波财富革命”，吸引了谷歌、微软、苹果、华为、爱立信等一大批信息领域的巨头进入该领域，推出了各类健康服务系统、健康管理系统、健康电子档案信息系统等。

　　这些系统都是以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提高大众健康水平为目标的，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单纯的信息技术所能解决的，必须将信息技术与健康促进理论模型相结合，采用社会学和行为学的方法，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者将信息技术与健康信念模型相结合，提出了“知行信”健康服务模式，以调动大众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他们对于健康促进的认可度和参与度。基本思想是：首先，通过所研发的成本低廉、流程便捷的健康体征参数检测仪器，动态监测大众的身体机能状态参数，从动态参数中发现异常变化规律，让其知道自己尽管没有出现疾病的临床症状，但是已经存在健康风险，这就是“知”。其次，根据个体的既往病史、当前健康状况、支撑条件和现有生活方式等信息，从均衡营养、增加体力活动、调整作息习惯等方面制定个性化生活方式干预方案，让人们调整生活方式；同时，为服务对象提供智能化健身器械、健康信息终端等改变生活方式的工具，这就是“行”。最后，健康促进服务的短期效果通过指标的动态测试得到证明，提升人们坚持正确的生活方式的信心和恒心，使健康服务从被动提供转变为主动索取，实现健康促进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信”。

　　“知行信”健康服务模式的应用探讨

　　“知行信”健康服务模式的实质是以计算机信息系统、健康体征测评装备、个性化生活方式干预方案推理、智能化健身器械等为载体，使得健康信念模型得以物化、具体化。“知行信”健康服务模式具有信息技术便捷、准确的特点，同时充分利用了健康促进理论在改变个人行为方面的作用，代表未来健康促进服务技术的发展方向。目前，基于“知行信”健康服务模式，分别构建新型健身俱乐部系统、居家养老健康促进服务系统、社区居民健康促进服务系统、大学生体质健康服务系统。

　　健身俱乐部系统采用“知行信”健康服务模式，为健身俱乐部会员提供健康评估、健身指导和健康管理服务，以提升健身活动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计划性。主要由三个分区所组成：（1）健康体征测评区，配置自主研发的心血管机能检测仪、动脉硬化度检测仪、肺机能检测仪、骨密度检测仪、体成分检测仪、平衡机能检测仪等仪器设备，对会员进行健康体质测试，从而掌握其运动能力和基本身体素质；（2）健康咨询区，通过对用户既往病史、健康体征数据、运动习惯等信息的综合分析，锁定健身服务目标，出具健康体检报告、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对用户进行一对一健康咨询；（3）智能化健身区，配置有氧耐力训练器械、力量训练器械和技巧（柔韧、灵敏、协调）训练器械，用户在智能化健身器械上进行身份认证后，先前生成的运动处方直接进入智能化健身器械，引导用户完成健身过程。

　　“知行信”健康服务模式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便捷、准确的特点，以及健康促进理论方法在改变个人行为方面的作用，代表未来健康促进服务技术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