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刚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大片的农田随处可见。从西直门往北，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稻田，阳光下，微风里，绿油油的稻子像少女在妙曼起舞。”回想起那时的北京，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唐孝炎还记忆犹新，“开阔的空间，良好的空气流通条件，让不多的大气污染物质很快就能消散，所以总体来说自然环境是比较好的。”

　　1974年，兰州光化学污染事件引起了当地居民和政府的关注，唐孝炎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组织了兰州光化学烟雾现场大规模综合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证实了光化学烟雾在中国的存在，探明了兰州光化学烟雾的成因。

　　就是在兰州的这次研究活动让唐孝炎院士与大气环境化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时起，她作为中国大气环境化学的开创者，一直在大气污染成因、机制、控制研究和政策咨询等方面积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虽然已经年过八旬，唐孝炎院士仍然还在坚持跟踪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导学生。如果没有外出参加会议，每天总是会出现在办公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国的污染情况，从而让更多的人达成共识，我们已经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歧路，希望治理的过程不会因为误解和无知走得太艰难。”她坦言。

　　在与《高科技与产业化》记者交谈的过程中，唐孝炎院士耐心地为记者解释着那些专业名词，并且对中国环境污染的治理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结缘大气化学研究

　　本刊记者：现在PM2.5成为了“流行词”，大气环境污染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实际上，您在上个世纪70年代起就主导了兰州的光化学烟雾污染研究项目，那个时候的兰州污染是什么情况？

　　唐孝炎：PM2.5这种细颗粒物算不上是新事物，早在一百多年前国外的大气科学家就知道了大气中的颗粒物包括PM10、PM2.5等的存在。“伦敦烟雾”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出现促进了科学界对大气污染成因和控制方法的研究。中国对大气污染的系统研究应该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当时兰州的光化学污染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小学生上课时眼睛因刺激而流泪、呼吸道刺痛等等。甘肃省政府十分重视，邀请组织了一批专家共同进行相关研究，我是其中的一个。

　　为了研究的顺利开展，政府专门花60万元从国外进口了中国第一台气相质谱仪。这个仪器体积非常大，占了一整间屋子，也正是借助这台仪器我们才搞清楚了兰州光化学烟雾的成因。兰州当地的石油化工企业和居民燃煤是造成光化学污染的元凶，我们也据此给政府提供了一些技术和政策上的建议，帮助兰州来消除大气污染，慢慢兰州的状况得到了缓解。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发现原来大气是非常奇妙、非常复杂的“万花筒”。大气中可以产生原本在地面上不存在的物质，例如在光化学过程中新生成的一种产物“过氧乙酸硝酸酯”（PAN）它可以在大气中不断复合分解，随空气扩散，甚至在极地企鹅体内也测到了。

　　本刊记者：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您与大气环境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唐孝炎：对。回到北京以后，原来甘肃省科技厅的领导调到了中国环保总局，他非常重视大气污染研究，因此让我参与筹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拥有大型、先进仪器的基础设施平台，可以供全国的研究机构来使用。同时，也申请到了联合国开发署为筹建大型光化学烟雾箱和风洞项目能力建设的资金，并从国外买到了一些非常先进的仪器，和北京的一些科研单位也有合作。虽然后来环科院的发展与最初的设想有些不同，成为了一个为环保部提供决策建议的研究机构，但它确实为中国的大气环境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经济与污染同提速

　　本刊记者：虽然政府投入不少，我国的环境，尤其是大气环境，在近几十年间，尤其是近十年间还是在不断地恶化。为什么会这样？

　　唐孝炎：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污染的治理并没有同步发展。其实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就已提出不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1990年代，中国政府就已经把“环境保护”和“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但现实并不如人之所愿。并不是说政府对污染完全坐视不管，只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要远远大于污染治理的速度。

　　我觉得很多时候要群众意识到环境已经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才能有效激起政府的决策发力。比如说，伦敦的大气污染并不是“伦敦烟雾”那个时间段才发生的，实际上在发生严重烟雾污染的几十年前，工业化引起的大气污染就已经开始。待到“伦敦烟雾”爆发，政府才真正下决心去治理，而且也是花了几十年才治理好。

　　本刊记者：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况。

　　唐孝炎：说实话，上个世纪90年代我也曾多次在会议上呼吁要注意大气细颗粒物污染问题，但因为时机不对，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到了1998年“十一”前夕，北京市环保局的电话快要被市民打爆了，因为当时北京的污染已经很严重，群众的感受已经很深切了，政府也开始重视。那时我们正式开始列题研究、分析北京的污染到底与什么污染物相关，基于一系列的研究我们提出了“复合污染”的概念，相当于“伦敦烟雾”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叠加，而且情况更加复杂，中国不仅有燃煤污染、汽车尾气污染、扬尘污染，化工等工业污染也很严重。北京的污染物颗粒大部分是二次细小粒子，是一次排放物经过光化学和物理反应产生的。

　　本刊记者：对于北京来说，具体哪些因素造成了近年来频发的雾霾天气？

　　唐孝炎：我们常常说，污染物的排放多是内因，外因主要是气象条件和北京的地形条件。虽然北京已经把大型钢铁工业企业搬出了市区，减少了点源污染，但生活方式造成的污染却越来越严重，简单来讲，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造成的污染，汽车尾气其实也是生活污染，尤其采暖季节低矮面源污染要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从地形来看，北京夹在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之间，像是一个“簸箕”的底部，因此空气流通条件并不很好，一旦气象条件稳定，大气水平和垂直流动差的时候，污染物就聚集，很难扩散，有时雾霾要持续好几天，而且河北甚至山东的污染物也会向北京转移，加剧污染。所以若只是北京一地治理污染，仍然难以彻底摆脱雾霾天气。需要区域同步，即联防联控。

　　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

　　本刊记者：去年到今年，有时候甚至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都被雾霾笼罩，给人束手无策之感。我们的治理方式和手段是否需要大改？

　　唐孝炎：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任何污染的治理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前面也提到伦敦和洛杉矶也都用了几十年来治理污染，虽然我们有“前车之鉴”，有经验和教训可以汲取，但环境的恢复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确实还有需要大大改进的地方。现在看来，我们目前的治理都是“末端治理”，换句话说，就是污染了，我们再被动地去想办法控制它，而不是一开始就从源头上考虑减少排放，减少能源消耗。

　　现在，政府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大概也是希望摆脱“边污染，边治理”的被动局面，从经济发展模式和观念上来个根本性的改变。其实，很多国家虽然没有这样的提法，却已经是这样去做了。比如说日本九州岛的产业园，已经发展了50年。产业园里面的企业形成了一个链状结构，上一个企业的废弃物成为下一个企业的原料，极大地减少了浪费和污染，效果非常之好。还有像德国的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也做得很好。

　　本刊记者：实际上，大气、水体和土壤是一个系统，在污染控制时是否需要一个比较整体全面的考虑？

　　唐孝炎：确实如此，大气污染问题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中国，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情况都很严重，而且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比如说大气中的污染物会随着雨水沉降到地面，造成土壤酸化，而废旧电池的丢弃会使进入土壤的一些有害物质渗漏进入水体，也会蒸发进入大气。所以我们说源头控制非常重要，任何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都可能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你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

　　本刊记者：现在国家也在提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但中国的很多企业并没有节约资源以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动力，这是否与国家政策的细化不够有一定的关系？

　　唐孝炎：政策的制定确实也很重要，比如应对采用某些节能技术的企业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等等，如果企业没有动力去减排那肯定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企业容易抓住一个热点“一拥而上”，比如说现在的PM2.5很热，大量的针对PM2.5的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很多产品和技术国外已经非常成熟了，国内的企业“拿来”就可以用，能挣到“快钱”。但冷静来看，中国的污染还是有一些本土特色的东西，需要一些核心技术，我觉得企业界要有远大一点的目光，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来创新。

　　以共识促治污

　　本刊记者：很多人都提到在节能环保中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安排，恐怕很多时候效率都会比较低。

　　唐孝炎：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一项工作多个部门都来主导，就会出现“九龙治水”，的混乱局面，像是水污染的控制，环保部、水利部、发改委都有所涉及，究竟该谁去主导，谁去配合，很多时候并不容易说清楚。

　　现在政府提京津冀一体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污染的“联防联控”，如果大家能在共识之下形成合作机制，很多事情事先有规划和分工，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我想举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例子。从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全国上下就达成了共识，开始为奥运作准备，一定要控制大气污染。那时我担任大气污染控制专家组的组长，华北六省后来加上山东形成了一个区域联防联控网络，所有监测数据实时共享，我随时可以看到某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并可马上和其他专家进行讨论，给出对策。当时，在由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主持、各省环保局局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上，大家随时可就棘手的问题展开分析、给出对策，而且迅速地将决策贯彻执行。

　　本刊记者：看来，共识是推动中国环境不断改善的动力。

　　唐孝炎：共识很重要。我说的共识不仅仅是大家都觉得环境保护很重要，而是要达成该怎样去做的共识。对地方政府来说，如何放弃惟GDP优先的原则，切实落实生态文明的理念，重视节能环保非常重要；对大众来说，更好地了解节能环保项目背后的科学知识也必不可少。比如说垃圾焚烧发电、PX项目，现在很多群众反对，从一方面来讲，人们对于环境和自身健康开始关注是好事，环境保护本来就是由环境问题牵发出的活动。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要让群众知道这些项目背后的科学道理，明白建设有些项目的必要性，取得他们的共识是很重要的。国家现在也很重视民意，所以在决策时，民意成本也需要考虑。

　　本刊记者：您认为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地达成共识？

　　唐孝炎：我认为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民间团体和媒体的共同努力。对于科学家来说，我想应该多做科普，并结合科研工作参与政策咨询，可能会有助于达成更大范围的共识。

　　本刊记者：您自己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做大气环境化学研究，是中国最早进入该领域的科学家，可以说是中国大气环境化学研究的“活历史”，您是否考虑把中国大气环境研究的这段历史整理出来呢？其实这也是很好的科普。

　　唐孝炎：在中国，由科学家直接撰写的科学史料是比较少见的，我其实也希望做点这样的事情，也整理了一些前期的材料，但目前来看似乎还没有很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