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兰：首先，我从科技服务业的产生历史背景和认识来谈谈。科技部提出1995年是中国的科技服务年。但实际上那时从国内外考察得出的结论，科技服务业，特别是技术转移、研发基本并没有独立的业态。科技服务要么就是在大企业里，要么就在一些产业服务、顾问公司这样的机构里，只有少数由国家承担的国家意图的技术转移机构，并没成为市场上的产业。

　　20年过去了，科技服务业也仍然未成为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它只有在新经济发达的地区才能够形成产业。只有在新经济形态下，它才可能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讲，包括我国，如果从大公司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发力，可能就不太能够看到科技服务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如果在新经济环境下，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百花齐放、百舸争流，才有可能出现服务业的专门化。这样来看，应该说中国，特别是北京，中关村，跟国际上的差距不是很远，不像大规模的制造业、重化工曾经掉队二三十年。

　　第二，科技服务业对北京形成高精尖的产业结构有什么样的作用？科技服务业本身就是一种业态，是高精尖产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将来对高精尖产业做统计的时候，肯定是要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统计位置。

　　从三方面说，科技服务业本身是一个高精尖结构的组成部分，第一它的人员结构是高端的，没有高端人才是提供不了科技服务的；第二它服务的环节都是处于上游的。微笑曲线的上游也好，一些社会发展的新技术应用的源头也好，都是增值环节的上游；第三它处于整个生态环境的高端，它会支撑服务业走高端，会支撑环境的质量走高端，也会促进人们的社会生活走高端，所以说科技服务业本身即是高精尖的组成部分，它又可以对整个高精尖的产业结构发挥支撑作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是不可小视的。

　　第三，中国科技服务的资源主要集中在体制内，而且集中在体制内的国有事业单位当中。从我国改革30年历史看，国有事业单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整个市场化进程改革的必然。本世纪初的前10年虽有一轮研究院所的改制，但是有大量的国有事业单位没走这一步，或者这一步迈得不好。体制内的单位对市场的服务能力当前是比较弱的，从观念意识、服务能力上都不够强的，这些体制内的人的转变需要时日。

　　所以，一方面现有的科技服务资源需要通过改革来释放，来提升它们对市场的服务能力。同时还要两条腿走路，体制内外并行，甚至对体制外的科技创新服务的力量要给予更高的重视。因为这些市场化的力量现在就在形成，它能够很快响应市场需求，快速地形成服务能力。如果没有需求，就形不成市场化的服务能力，它们的成长对服务业的支撑可能会快于体制内的转变，所以必须体制内外两条腿走路。

　　陈文丰：在中国，尤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服务资源都是集中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真正把科技服务业当做一个产业发展，一定要讲它的市场化。进入市场才能成为一个产业。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推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对地方政府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抓手。有几点需要关注。

　　第一个是产业技术研究院。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都是大院大所，但是在转轨过程中，针对共性技术和产业技术的研发体系都已经瓦解了。我们所说的那些大院大所要么就已经转制成企业了，要么就更公益了，不太从事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了。

　　现在所说的新型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实际上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创新链条上各个不同的环节割裂的瓶颈。比如大学和科研机构，他们主要从事科研活动，对技术转移不熟悉，就更不用说小试、中试到产业化的过程了。国家后来建立了所谓的创业中心、孵化器，但这些人并不太懂技术。后来又搞了一套创新服务的体系，生产力促进中心，但是我感觉这些人仍然不是真正懂技术。而有一种很好的模式，就是产业技术研究院，它实际上能够很好地把创新链条上所有环节打通。更重要的是，它是按照市场化的模式在运作。广东所建的产业技术研究院都不是事业单位，而是面向市场来提供服务。

　　华中科技大学在东莞松山湖建了一个研究院，一年的技术服务收入5个亿。这5个亿从哪来？全从市场来，全是东莞、长三角企业委托他们来提供技术服务、提供运营方案、提供培训所得的服务收入。这些既是推动创新驱动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也成为一个行业、一个产业。现阶段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不是回归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说的科研机构，而是一种新型的科研机构，也是科技服务业发展所需要培育的个体。

　　第二个，科技服务业发展确实可能也会涉及到很多企业，有很多科技资源可能集中在企业层面上。对地方政府来讲，更重要的是应该推动大企业和政府分离。目前在江苏、浙江、广东也在大力推进。比如TCL，就应该把研发、设计，包括检测相关的这些实验室和部门独立出来，成为第三方公司，不仅仅是面对TCL这种重点大企业自己内部来提供研发的任务、设计的任务，也面向市场。这种分解出来的第三方研发、设计、检测公司，也能成为科技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实际上我们今天探讨的是，能够让地方政府看完了以后感觉他们确实能够有一些抓手，能够去做一些具体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工作。

　　王瑛：首先，我觉得科技服务业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服务资源。现在资源是以体制内为主，民间不是很多，所以我很赞成体制内的改革，最核心的是在中央的几个部门。从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方面，应该从体制上有所创新。

　　第二，对国企以外的资源，地方政府能够做的改革有限，因为他们掌握的资源并不是很多。但他们可以创造一个共性技术或者关键技术转移或者开发的平台，并市场化。面对本区域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平台，地方政府能够组织资源，在平台上实现整个创新链上下游的对接，这个对地方政府很关键。

　　从科技服务业的角度看，科技服务业的核心是它的创新组织的发展，也就是创新的形式。原来我们都是采用内部化的组织，产学研没有打破体制制度，但是对整个产业发展来讲，整个产业组织的创新是最核心的。这里需要市场、政府、科研机构互动，才能够解决创新问题。

　　第三，盈利模式也是科技服务业核心。因为现在资源全在上游，但是上游并没有很好地营利。所以创业和商业模式也是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核心。

　　第四是市场。科技服务业在应用领域上是非常广泛的。现在我们国家对科技服务业的引领、支持或者改变都是一个空前广阔的市场，未来发展有极大增长空间。

　　从创新内部角度，科技服务业是使创新内部各个点能够串起来。这个业态能够带动所有的业态上一个新的台阶，它不是单纯地针对某个行业，它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各个产业的重要力量。如同制造业提升了，马上就带动农业，信息化提升了，马上就带动制造业。

　　邵翔：我们把科技服务业的改革和创新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其实改革的路还是非常漫长的。我的主要观点是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充分发掘那些市场化机构的创新能力，科技服务业应该是一个市场化资源的重要配置者。另一个是，发挥那些民营的力量、民营的创新能力。

　　我一直坚持认为，科技服务业自身的发展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服务于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升级。这里包括一些瞪羚企业的服务，包括挖掘一些区域的瞪羚企业的需求。这也是下一步科技服务业市场化需求挖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初步判断，很多企业的服务不一定是高端的，只是需要在现阶段最适合他们的服务。这里对服务业也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增加专业化，可能一些服务是很细的、很具体的，但是是必要的。

　　莫祯贞：我从开放式创新角度说一说。我之前做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科技服务。我们发现，基于互联网的创新服务现在很热闹，也出现了一批品牌，其核心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信息和研发环节上的开放。其模式呈现几个大的趋势，一是互联网使得个人或者研发的团队可以越来越小，可以不以固定的组织或者体制内的组织来完成或参与到研发活动当中。有越来越多的退休专家或研发的人员，还有小的团队，甚至到专家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连接到很多资源，并且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些创新活动，甚至接到很多企业外部研究的课题。这种新的合作模式使得创新的活动在互联网上变得越发活跃，使得创新这项行为在这个环境下变得越来越民主化。从互联网上将能够诞生一批创新服务业态里面更细小的、更新的业态。

　　第二种是企业和政府的一些技术研发的课题，通过互联网的方式，通过平台把任务开放地发布给大家。各种团体、小的单元甚至于个人，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竞争或凭自己的方式提供自己的服务。

　　第三类是开放式研发的环境。现在在国外比较成熟，国内还少。就是把一些研发需要应用的基础环境搭建起来，让在这个领域里面研发的人员可以在这个环境下做基于互联网的协同。这也是实现了更广泛、更全球化的高端资源的链接。

　　第四类，大型企业开放自己的一些生产环境或者实验的环境给有新技术、新想法、新创意的团队，让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实现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去验证他们自己的想法。这个类似于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或者说是可产业化的技术，搭建了一个更快的途径。

　　这四种模式是我们看到的国外基于网络的开放式创新平台已有的模式。在国内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第二种，就是把任务开放出来。

　　王德禄：中国能发布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文件，美国等国家不可能发。在创新全球化之后，这个文件有很大意义。尽管市场上发生的事比这个文件说的还要多，但是它代表一个新方向。下一步，一两年之内在中关村将出现一批创新服务业的机构。现在这些机构已经有了，但是它的展示度还不高，或者在中关村也可能是他们这些人也没有把精力往这放。我们要持续地关注。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某些企业新模式引起了各方面重视。像猪八戒（编者注：猪八戒网是中国威客行业诚信服务平台），他们从一个纯市场的机构，到被认为它们对创新有很大价值。现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公司是创新的力量。可能我们需要重点做创新服务业的持续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