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镉大米”事件进入公众视线，农田污染成为日益关注的社会话题。由于中国农田的分散经营模式，以及修复成本高、周期长，如何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修复路径是摆在政府、学界、产业界面前一道颇具挑战性的难题。

　　近日，《高科技与产业化》杂志专访了中节能中咨环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云生，他建议国内的农田修复产业应该以需求为导向，激发出公众尤其是农民对于土壤环境的关注意识，激活改善土壤环境意愿，开发出能够融入农业生产过程的新模式。

　　农田修复难度大

　　本刊记者：从整体情况来看，中国的土壤修复产业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有什么不同？

　　李云生：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大部分是工业污染场地的修复，基本上产业政策、修复模式都是围绕场地污染修复来建立的。但中国不仅面临着工业污染的问题，也面临着大面积农田污染的问题，而且污染强度比其他国家要大。在中国，场地污染和农田污染经常被混为一谈，这是不科学的。

　　本刊记者：不同的污染土壤之间的修复模式是否也存在差别？

　　李云生：对。因为具有一定的经济前景，所以工业污染场地修复的趋势比较好，工业污染场地修复完成后可以转化为商业用地，覆盖修复成本，因此工业污染场地的修复商业模式比较清晰；而农业污染场地就比较麻烦，修复成本高，商业模式不够清晰，修复周期长，修复的过程也很复杂。

　　本刊记者：对于污染的农田，国外有什么样的修复措施？

　　李云生：目前美国和日本对于农田的修复较多采用的是“客土”法，也称物理修复法，简言之就是将污染土壤深埋到植物根系无法触及的地方（大概是30~50厘米左右），并用外源的未受污染的土壤覆盖，使之不会影响种植作物的安全。或者干脆调整土壤的种植结构，暂时不种粮食作物。

　　现在国内主要是化学稳定法、植物修复法以及淋洗法，前者用化学药剂，进行酸碱度调整，降低污染物的浸出风险，或利用螯合剂螯合重金属离子等污染物，减少被作物吸收的机会；后者种植特定的植物对土壤中污染物进行缓慢地提取；另外一种方法是淋洗法，用水或含有淋洗剂的溶液将附着在土壤表面的能溶解的污染物部分冲走，再将使用过的水收集起来进行集中处理。实际修复时经常把化学法和植物修复法结合起来使用。

　　本刊记者：用化学法处理土壤是植物修复的必要前提条件吗？

　　李云生：对于高污染的土壤必须这样做，污染严重的土壤很可能植物是存活不了的，所以先要经过一些初步的处理，化学的、物理的处理，然后才可以种草以及其他修复性植物。对于一些中低污染的土壤，是可以考虑直接用植物来修复的。

　　本刊记者：在您看来，农田修复的产业前景怎样？

　　李云生：说实话，农田污染修复的产业如果按照污染场地修复的模式来发展，我个人不是十分看好。因为中国18～20亿亩耕地污染总超标率为10.2%，主要为轻中度污染（重度污染比例低于1%）。这种污染面积和污染程度无论是用化学法，物理法还是植物法所产生的周期和代价恐怕是巨大的。举例来说，正常一亩土地每年的产出大概是500～1000元，而目前修复一亩地的成本需要投入10万元甚至更多，成本相对比较高。

　　善用自然之力

　　本刊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农田修复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李云生：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搞清楚土壤的污染状况，首先做好防控，然后该种什么种什么，将没有污染的土地做好严格管控，保护好，通过借助自然的力量来防控污染。要知道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化学物质不管是循环到哪个圈层，始终是存在的，通过土壤翻耕、客土可实现耕地污染物浓度下降，采用微生物强化降解等促进自然削减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修复成本，不能把工业污染场地修复的技术，如稳定化、热脱附一味照搬到农田修复中来。

　　对于老百姓来说，比较可行的做法也是基于上述思路，农田修复一定要与农民的生产方式相结合，产业界可以想一些改良的生产措施，比如新式的器械在翻地的过程中加快污染物的清除。

　　举例来说，在农业领域我们最敬佩的院士是袁隆平，他让水稻增产，养活中国人。而在土壤修复方面，如果谁能研究出一种农业机械或者一种新型肥料，融入生产过程，同时能减少土壤污染物含量，这是非常好的思路和模式。如果含有降低污染物原料的肥料比普通的农药化肥还要便宜，那一定是受老百姓欢迎的。

　　本刊记者：也就是说农田修复要服务于生产，面向需求。

　　李云生：对，这个方向不能错。从研究层面讲，在实验室中研究更多的是高浓度的污染通过处理后变成低浓度，一下浓度降低50%，但对农田修复来说，更多的情况是低浓度污染，所以只要每年能持续降低5%的污染物浓度就很不错。科学家追求高效率，农民追求可操作性，应该把两者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

　　本刊记者：中国农田污染最主要的是什么？是重金属吗？

　　李云生：不同的区域差别很大，如果是使用污水灌溉区域，土壤重金属含量一般比较高，如果是化工厂周围，主要以有机污染，如多环芳烃、有机氯农药、石油烃等为主。总体来说这两种污染物比较常见，经常存在复合污染，且都不容易消减。但我们农田的COD，氨氮等污染是可以通过改进生产手段以及自然消化来解决。

　　土壤污染数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本刊记者：如何才能保证这种思路有效实施？

　　李云生：我们国家开展过的土壤环境调查，调查由政府部门主导，在科学家手中，并没有信息公开。关键一点在于，要让农民清楚农田的质量状况，但现在这个问题解决得并不好。该解决问题的人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这是死循环。环保部正在进行生态环境监控体系的构建，农业土地污染状况的普查就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没有问题清单的话，就不会有效率解决问题。就像你有很多药，但如何吃，怎么吃不清楚的话，也是没有用的。土壤环境问题清单的识别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

　　本刊记者：这个问题清单会公开吗？

　　李云生：在这个问题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家底让大家都清楚，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是有良心、负责任的，你告诉他污染真实情况，通过引导和教育，可以“因地制宜”种植，这是保证农产品质量的根本。

　　本刊记者：清单如何利用？

　　李云生：目前来说，是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田取一个点，然后检测，得到基本环境数据。中国是一家一户为单元的耕作模式，监测点位可能并不能代表他种植的那块土地的污染情况。我想说的是，要把污染监测像墒情监测一样融入基本的农田监测体系，变成常规检测。这样农业的土壤问题成为自下而上，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的PM2.5数据一样，走到哪里都可以很方便的知道，而土壤污染是一个黑箱。这几十亩一个取样点的数据与我自己耕种的土地有什么关系，谁也不知道。建立一个基本的土壤调查和信息公布体系，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

　　“土十条”的颁布也需要以普查数据作为基础，立身之本是土，基本的评价应该像查体温一样，发明一些特别简单快捷的办法，让老百姓很快判断污染物种类及其浓度的大致范围，不需要精细到微克毫克级别。其实老百姓也想知道自己房前屋后的环境质量是怎样的，但没有人告诉他，如果有这类的仪器就很方便。

　　本刊记者：听起来并不复杂。

　　李云生：对。现在也有一些监测装备，可以大致测出路径范围内的危险物情况。如果老百姓能够得到大致的数量级就很好了。这些工作都是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

　　创建新的农田修复产业链

　　本刊记者：对于政府来说，如何转变思想，变政府补贴为市场驱动来发展产业？

　　李云生：我们政府往往花很多钱来做环境调查的工作，但实际这是产业界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政府只需要制定相关的产业指导政策。对于老百姓来说，如果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一个仪器，就可以知道自己农田的污染情况如何，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是否安全，他们肯定也是欢迎的。让每一个公众和农民关注自己身边的土壤环境，是真正治理土壤污染的动力所在，一旦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那市场，资金都不会成问题。

　　本刊记者：对于工业污染场地的检测是否已经有便携式的仪器？农田检测是否可以借鉴？

　　李云生：是有的，但对农田检测来说需要开发更加便携，成本更低的仪器，举例来说，中国古代用银针来试毒，现在如果能够有这样简单的方法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现在我们产业界就需要根据市场需求把实验室相应的成果加速转化成产品。科学家可以继续深入的研究，产业界要开发出更加易用的产品。换句话来说，研究可能越来越复杂，但产品一定要越来越简单。

　　本刊记者：农田修复如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场地污染修复有什么不同？

　　李云生：现在主要是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我觉得真正的产业链建立应该是从需求方入手，从农业产业和农民切身利益入手从而产生巨大的商机。场地污染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比如3个月或者半年要实现一个目标，并控制成本，而对农业污染土壤来说，方向和路径不太一样，农业可以通过农民的生产方式逐渐实现土壤质量的改善，是为总体目标服务，比如5年以后整体的土壤质量是否改善来考虑问题。

　　本刊记者：中节能中咨环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土壤修复产业方面有什么布局吗？

　　李云生：我们是中节能集团和中咨公司两个央企联合成立的公司，主要做顶层设计，比如政策研究、方案设计、投融资结构等，目标是做成两个央企的智库，从战略层面深入思考，重新布局规划，力图改变我们国家当前节能环保“钱没少花，但事情没做很好”的窘境。

　　本刊记者：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是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对立起来。

　　李云生：是这样，现在我们的环保工作往往跟经济工作割裂开来，认为环保和发展是对立的，而我们要用市场的手段把两者统一起来，把环保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一个投融资机构，我们会把理念融入到我们投资的项目里面，推动节能环保包括土壤修复在内的产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