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在纽约的曼哈顿，没有买车，但在这里也算普遍现象，曼哈顿拥有汽车的家庭不足四分之一。但有时我也有用车需求，要在曼哈顿租到一辆经济实惠的汽车很难，通常要前往几英里之外的皇后区或新泽西州，才能租到日租金少于一百美元的汽车。

　　与此同时，我公寓周围的街道停着成百上千辆汽车。女儿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有时送她去上学会迟到。在清冷的冬日早晨，我一边疯狂打车，一边想着，要是能立刻从这些车中租借一辆送女儿去学校，然后很快归还，停放至原处，在汽车仪表板上放10美元和一张便条，写上“感谢借车”，该有多好。

　　新经济的先声

　　现在已经有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了，通过手机就可以立即租到停放的车辆，时租是10美元，这个公司叫Getaround。像Getaround这样的平台只是如火如荼进行着的经济与社会大变革中的一个缩影，经济活动组织模式将迎来根本性的全新转变，新模式将逐渐成为本世纪的主流，现在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型经济行为或机构组织，统称为“分享经济”，其前景很多人看好。这些例子想说明的是，在未来，点对点（P2P）交流模式将会日趋盛行，“大众”将取代公司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

　　“数字颠覆”已经影响到许多产业的发展，很多人选择通过滴滴、Lyft、优步或Ola等平台完成短途出行，这些平台将愿意搭载乘客的私家车主与需要用车的乘客联系在一起。

　　Task Rabbit和Thumbtack等劳务市场平台上，以家庭清洁工、杂物工、管道工、电工或喷漆工的身份出售相关服务，或轻易地聘请一个掌握其他各类技能的自由职业者。住宿、交通、医疗、服务、商业银行、慈善、风险投资等行业也受到影响，下一个即将被颠覆的将会是能源产业。

　　P2P商业交换是否算是一种新模式？世界经济还能被大型公司控制多久？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如何发生历史性的变革？

　　历史的螺旋式上升

　　简要回顾经济活动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大部分经济交易活动就已经是P2P形式。这些交易根植于社区，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为经济交易提供的信任担保主要来源于各种社会关系。接待外地访客、分享食物、搭载熟人、私人借贷等行为司空见惯，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人类活动。以一个独立供应者的身份参与小型商业活动、交易或手工制造，也不是什么空前绝后的新鲜事。

　　实际上在20世纪的时候，美国将近一半的补偿劳动力都属于自雇，到1960年，数量下降至不足15%。

　　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劳动力组成发生巨大转变的一个原因便是，经济系统逐渐从耕种业（当时主要由农民从事）转变成其他维持生计的方式。但在同一时期的非农业领域，美国劳动力中（非企业化的）自雇人数由1900年的30%下滑到1960年的10%，并在接下来的50年中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比例，与此同时，大型企业变成了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

　　所以，我的观点有两个：第一，工业时代在人类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在持久变化。没有理由断定我们已经创造了稳定的资本模式。更重要的是，与分享经济相关的交易、商业活动与就业由来已久，当今的数字技术只是带我们回到过去熟知的分享活动、个体经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交流活动中去。

　　通过转变经济活动方式，提供过去曾出现过的服务，我们联手打造出了21世纪的新巨头。但这也自然衍生了一个问题，分享经济是否有其新颖之处，如果所有这些看上去“新颖”的经济活动曾在过去广泛流行，为什么在现在这么有吸引力?

　　首先，旧事物新做法，通过科技手段将经济“社区”的交际范围，从亲朋好友拓展至从全社会数据筛选后的相关人群，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学家所谓的“陌生人分享”中去。

　　第二，技术型市场的资本家已经开始大量涉猎到这些“分享”与企业行为中，对这种模式的重视程度远超出现代经济，将一些商业资源撤离传统公司，转而投向数字市场中挖掘出的许多企业家。出于这点原因，有时我也把“分享经济”称作大众型资本主义。

　　在2010年至2016年间，以这种资本主义形式建立的初创公司筹集到了数目极为可观的资金，由他们推动的经济转型所创造的意义远超过融资本身。大众型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作的定义，监管体系需要重塑，公司就业所支撑的社会保障网也将遭遇挑战。我们投资、生产、配置、消费商品、服务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方式将会发生改变。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模式将重新界定我们的信任对象、信任理由、机遇获取方式以及人与人间的关系密切性。

　　信任是根本

　　分享经济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搭乘陌生人的车去另一个城市，有家公司为车内仍有空座的私家车主与愿意购买这种服务的乘客提供平台共享服务，2015年的日均搭载量超越了美国国家铁路系统Amtrak，在同类市场占有主要市场份额，这就是总部设在法国的BlaBlaCar。

　　BlaBlaCar的首席执行官Mazzella喜欢讨论，他非常看重信任问题，认为这是公司业务的核心。BlaBlaCar的公司总部有一个身披斗篷、连身裤上缝有字母“T”的超级英雄“信任先生”的等身剪切画。信任的概念图来源于他提出的D.R.E.A.M.S框架（公开、评级、参与、专注业务、克制、社交），公司一直致力于对信任交易的深化理解。

　　如此重视信任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人际交往的风险性很高。这不像通过ebay或阿里巴巴等平台买卖商品，只有在足够信任的情况下，乘客才敢搭乘陌生人的车，对司机讲“请开到另一个城市去”。

　　令人惊喜的是BlaBlaCar公司已经在大范围内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调查了11个国家的BlaBlaCar用户，从他们的普遍评价就可以看出多么信任BlaBlaCar用户：比同事或邻居更好，更像是朋友或家人。太不可思议了，难道不是吗?

　　一个平台在大范围内获得了很好的信任，因此我也向美国政府建议重新修订法规。因为私人与职业的界限已经很模糊，提供商业服务的人群可能不是职业司机、旅店老板、银行从业者或餐饮从业者，他们只是偶尔在自己家里做这些事情，或者从个人积蓄里提取出来放贷。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针对大量涌现出的供应者重新制定法规框架，当然不能在对待中国的情况上一概而论。考虑如何重塑适应新型商业模式的法规，都要将政府架构、现行法规及文化风俗纳入考虑因素，所有国家不可能通用一种模式。

　　因地制宜的监管

　　然而我们究竟为何要重新审视法规呢？因为，分享经济以新方式提供旧服务，而这些服务按照传统受到高度监管，必然会引发监管冲突。美国出现的监管问题不胜枚举。

　　要如何创建一个健全的监管体系，能够在业余与专职界限模糊，供应者范围无比广阔的商业世界中顺畅运行，能够确保价值数万亿的酒店连锁与Airbnb的临时民宿共存，能够在客户安全得到保障的同时，不会给市政府或州政府造成沉重负担?

　　历史证明，监管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政府层面，也可以是其他形式。可将P2P平台作为参考，发展更加合乎情理、参与度更高的监管模式，使得用户与供应者位置平等，都有义务履行监管责任。有一些法规制定者担心，分享经济不仅不会弱化监管，相反会将其强化，导致监管手段层出不穷，形式各异，形式也会发生转变。

　　分享经济制定的监管框架必须覆盖到经济交易的各方面，范围、种类与技术都有所不同，所以不能只对就旧法规略微调整，生搬硬套在新的商业模式下。

　　我坚信三种新兴的模式（同行监管、自律组织及大数据监管）将会共同发挥影响力，有望在美国建立一个与社会利益高度契合的监管体系。

　　首先是同行监管。同行监管的理念，可具象解释为每个人的邻居都可能变成一个潜在的监视者。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同行监管的方式公平公正，节约社会成本，提倡以做为先，以学为标的方式，非常适合大范围的P2P交易。

　　例如，像Airbnb平台自主制定的监管规范，虽然平台不受官方监管，但现在就有两层评价体系，所有租客可见的公共评价体系，以及只有房主可见的专有评价体系，也起到了监管的功能。

　　如果一项租赁交易总是出现问题，评价系统就能反映出问题。现在愿意将专有评价体系纳入其中的平台要比大多数等级评定系统更加包容，访问者可以给服务好的房主好评，当然也可以私下提意见、建议，发表评论。

　　理论上，此举可帮助新进房主扩大业务群，同时还能通过反馈不断提升服务，整个系统由同行评价，所以自然最为看重同行的利益。

　　这种模式的一大优势，是不用制定一切出租通用的标准。如果有人以每晚50美元的价格出租艺术工作室的沙发床，其访客肯定不同于以每晚400美元出租附带门卫大楼里的豪华公寓的访客。市场并不要求艺术工作室的沙发床与豪华公寓的标准相同，相应地，依托平台的租住质量评判者（用户自己）选择居住空间类型的标准也不尽相同。从本质上讲，平台可应对各种情况，在一个共有的监管框架下根据用户自身需求制定不同的标准。

　　有人可能会将用户监管的形式拉升为我们之前讨论两种体系的融合，在政府的监督下构建一个资深供应者的角色，确保新进供应者的服务到位。例如，建立城市卫生监管机构与社会用餐平台的合作关系。我们可以创建一个体系，在平台推出一些奖励政策，使平台供应者参加政府卫生监管机构组织的培训，了解政府的监管标准，自愿成为平台“教导者”与“监管者”的结合体。资深供应者获得信息与知识要比政府卫生监管机构更贴合实际，平台也可以不受监管压制，扩张业务，整个监管体系使安全与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同时淘汰那些一开始就不应被允许进入平台的供应者。

　　第二种监管形式的例子，我称它为自律组织（SRO）。自律组织并不等同于不受监管，或者政府不参与的自主政策制定。确切地说，它是由政府之外的组织机构制定并实施部分的监管措施。自律系统根据自主度、可靠度、执行度及政府干涉度而千差万别。与提升产业效益的贸易组织不同，SRO通过集中制定规章条例规范产业，确保各平台共同发展、监管、甚至执行标准规范会员行为。

　　在美国，有一些SRO成绩斐然，比如美国核电运行研究所（INPO）；还有一些最后并未成功，比如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要在分享经济领域建立切实可行的SRO，需要考虑四个因素。第一，SRO自创立开始就要着手建立公信力。第二，自律主体必须有强大的执行力。第三，SRO必须独立合法。最后一点，SRO必须借助参与方的信誉与社会资本。

　　加利福尼亚州目前已经将自律方法应用在分享经济的一个领域，于2013年创立了交通网络公司（TNCs），这也是政府与分享经济平台合作的积极尝试。它的运行模式是这样的：政府规定了一套标准，基于智能手机点对点城市交通运输工具（出租车）司机必须遵照执行，为避免监管几十万Lyft、优步和Sidecar司机服从的重压，政府将监管执行的权利交给了平台，平台必须成为TNC注册用户，负责监管所有旗下司机合规操作。

　　这对社会大有裨益，政府仍然负责设置规则，监管执行的成本却由平台承担。另外，平台的强制执行力度很强，如果司机不遵守法规，他们只要解绑司机，让其无法继续接单。

　　还有第三种方法，是我坚信对长期发展最重要的方法，即要求平台利用数据确保司机遵照相关法规，将责任分配给平台。我称之为“数据驱动型授权”。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各类公司通过数字交互，挖掘出很多“数据线索”客户，这代表了企业的洞察力与社会重要性。我们较为熟知的便是信用卡欺诈检测。一旦出现异动，银行安全团队立即会呼叫，有时会直接冻结卡。这种数字化的安保系统有时比较麻烦，但信用卡公司利用精密的机器学习技术，可以根据之前的经验识别出这与被偷卡有关系，通过检测并冻结欺诈性业务办理，从而帮助纳税人和公司挽回几十亿的损失。

　　这种方法也有望用于分享经济平台。想想歧视问题，纽约的一些出租车歧视拒载非白人乘客，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研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有人担心这样的行为开始在拼车平台和其他住宿劳务服务平台上有所显现。其中一种解决方法就是使用机器学习技术识别歧视行为。

　　数据科学因此也对歧视的系统检测方法寄予厚望，面对面交流无法就事论事的缺陷，可通过数据分析方法显露出来并得到解决。例如，Lyft、优步与滴滴可以通过监控司机轻松检测，并实时标记出因歧视原因搭载或拒载乘客模式。平台可以对司机进行安全筛查，效果好于当前的指纹技术。

　　当然，政府也有机会向平台分配履行法律职责，比如可以抽查履行记录。

　　另一种授权方式是市政府或州政府查看平台提交的实际运营数据开展监管工作。与这种“透明授权法”相比，我更倾向于数据驱动授权法，因为其招致的隐私问题更少，泄露竞争不利信息的风险也更低。

　　这种方法有可借鉴的先例。美国的公共贸易公司通过数据授权实行监管的。证明依从性时，他们向监管机构提供审查总结（通过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证明），而非原始运营数据。相应地，将数据留存在平台内部系统里，监管时对其使用进行授权这种方法看起来更有前景。

　　健全社会保障

　　我认为，接下来美国关于一线劳工的最大公共政策便是建立社会安全网络，确保选择某种工作的人群可以不被当做全职工作对待。有人提议实行基本标准收入，每个月给每个人发薪水。我坚信有关分享个人、市场及政府间建立便携式安全网络的经费制定政策是最正确的道路。

　　随着对“平台合作主义”，即分享平台所有权的关注度日趋升温，上述问题有重要意义。我无法断言在不牺牲股份企业所享有经济优势的情况下，分享的所有权结构的可行性有多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分享经济承诺将未来世界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运转模式：一种由实力雄厚的企业家组成，另一种由被剥夺权利的工人阶级组成。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两种未来都无法根据基本经济要素进行预测。

　　大众型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我们将看到的是两种模式的混合体。未来十年的监管与政策将决定哪种模式占主导地位，选择就在你我手中。

　　作者单位：纽约大学

　　翻译：西京京、叶如诗

　　（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