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夏天，神油店老板“程勇”为患者代购印度仿制抗癌药格列宁的故事引爆了中国的大荧幕。这部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也让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刘成洪颇有感触。 

　　“当某种药物成为救命的稻草之后，就相当于主导了病人的一切。对人性的尊严、道德和法律，都会形成巨大的挑战。药物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与并不被重视的食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成洪对记者表示，关注人的营养健康应当从食物开始，同时更应当关心其源头农业的发展。“这不能只停留在口号的层面，而是需要有深入人心的理念为民众进行更好地引导。” 

　　中国“食药同源”历史悠久 

　　在刘成洪看来，“食药同源”是一个非常好的科学理念。食药同源理念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精华之一。而且，食药同源理念不仅为东方人所认可，在西方这一观点也广被接受。 

　　原始社会时期，原始人类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通过凿木取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到了氏族社会，出现神农氏尝百草的传说，而他就是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药物的药效。到了夏商周时期，食医被列入“医”的范畴，可见当时就已经非常重视食疗的作用。 

　　商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伊尹又被称为“厨神”，是开创中国烹饪技术的鼻祖。据传，伊尹发明了羹和汤药食品，并开创了汤药的饮食方法。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保存比较完整的医书——《黄帝内经》，其中提到对于治病“要注食养尽之”。 

　　汉代以后，当时的人们通过总结神农氏以来对本草的发现，编撰出《神农本草经》一书，把药品分为上中下三品，均为滋补药物。而这个时期出现了医学名家张仲景，他也提出了一些食品与药品同源的方子。隋唐时期的《食疗本草》中记载了239种食用本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医圣”孙思邈也在二十四专论中提出了食治的主张。 

　　北宋时期的宋太宗和宋徽宗先后组织专人编写了两本医学专著，这也成为后世中医的经典典籍。到了元代，则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营养学的专著。 

　　最著名的，当属明清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是一本长达190多万字的恢弘巨著，其中提到了非常多谷物与蔬菜类的药物。在当时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本草纲目》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现代时期，我国也涌现出了许多关于食治、食疗的营养学著作。 

　　刘成洪总结道，古人在寻找食物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药物的作用。这其实并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食物和药物对人体健康具有不同的特性，通俗点说，食物就像微风细雨，润物细无声，药物就是急风骤雨，有摧枯拉朽之势。 

　　“那么，什么时候使用食物，什么时候使用药物？对于养生之本仍然要依靠食物，而在治病的时候则用药。无论五谷、五果还是五菜五畜，都来自农业的供给，所以如果要让食物起到养生的作用，应当从发展农业的角度做工作。” 

　　在食药同源领域，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经过了四次修订。目前，符合官方认定的合规版只有87种物品。而涉及到供食用的农产品时，号称史上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法对其市场销售、质量安全标准等也有明确的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中不能添加药品，但可添加在官方目录中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 

　　大麦：重要的营养功能性作物 

　　刘成洪研究的主要作物为大麦，富含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营养素。大麦的种植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证据显示，我国大麦的种植史已超过五千年，青稞也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目前全球接近70%的大麦都被用作饲料使用，事实上大麦具备非常好的营养功能，作为营养功能型作物有着非常好的先天优势。 

　　“大麦的种植面积广阔，有很好的耐性，易于种植，并且在我国的种质资源非常丰富，种植区域也是多样化。”刘成洪介绍道。 

　　更为重要的是，大麦是我国传统的食药同源作物，其主要的作用为健脾消食。干燥的大麦籽粒可以作为中药，麦苗也有着悠久的药物使用史。中国古代就发现麦苗可以解酒，而且可以改善面部颜色，对养颜有非常好的作用。现代以来，日本学者已经将麦苗开发成麦绿素等商品，如今在日本仍然是非常流行的功能性食品。 

　　刘成洪表示，研究证实，麦绿素具有很多生理功能且没有毒副作用，也不会对人体致畸、致突变，安全性非常好。纵观全球，不同机构对麦绿素制品也有非常高的认可度，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标示大麦类食品可以降低心血管发病的风险。 

　　与普通稻米相比，大麦青稞籽粒当中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刘成洪团队对大麦青稞的营养成分进行梳理后发现，其中富含19种氨基酸，特色成分为β-葡聚糖，该物质在西藏种植的青稞当中含量可以达到8%以上。 

　　同时，他们还对大麦当中活性功能的成分进行了梳理，发现其主要的活性成分为酚酸类和黄酮类。 

　　刘成洪说：“我们正在对大麦开展系统的化学物质基础研究，同时还在开展动物体内的活性评价实验。已有报道通过临床人体实验证明，大麦制品具有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 

　　据他介绍，团队在营养功能型大麦新品种选育方面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一是我们的特色细胞育种技术，二是建立了一套在温室筛选和大田鉴定的方法，三是化学分析和筛选方法，四是通过对所筛选的材料的生理和表型进行测定，已经获得七项育种技术专利授权，收获了上千份大麦种质材料。” 

　　目前，团队所研发的大麦嫩苗粉产品在重金属、营养元素等方面的指标，都与日本的产品非常接近，品质可靠性得到了保障。但刘成洪并不仅仅满足于此，“这只是初期的一个功能性产品，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升级换代。” 

　　作物营养研发应借鉴药物标准体系 

　　谈及今后作物营养与功能挖掘的发展，刘成洪首先表示，人从出生开始就像时钟一样开始倒计时，整个生命过程中要应对很多疾病。“老祖宗的智慧告诉我们，现在就要提倡‘治未病’的思想。当前我们对于农业的重视程度，对于农业在医疗健康中的贡献，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 

　　以西药研发为例。西药的研发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前期的药物发现阶段是一个通量很大的过程，平均五千到一万个化合物的批量筛选，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先导化合物。在临床前研究阶段，有活性化合物的数目一下就缩短到了250个左右。进入临床研究后数目会更少，到最后可能就留下一个药物上市。 

　　与西药研制相比，农业品种的研发投入成本相对很低，过程却非常漫长。刘成洪说：“与药物研发过程相比，我们在作物品种选育体系上的研究差异非常大。目前农业选育过程仍然处于非常豪放的阶段，没有实行精细质量控制，所生产出的农产品仍然缺乏科学的质量评估。” 

　　他有些担忧地表示，这样生产出的农产品附加值并不能够充分得到体现，与药物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我设想，是不是可以打造类似于药物研发这般精细的科学研究体系？” 

　　毫无疑问，在农业发展中种质资源非常重要。同样地，在种源领域也需要有很严格的质控体系。 

　　刘成洪指出：“作物毕竟与药品不同，作物含有很多化学成分，其可以发挥的营养作用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微量成分。但往往这些成分，因为我们进食量大、时间久，可能这些成分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值得我们团队探索的地方。” 

　　对于今后的发展，他总结道，首先需要有优良的特色品种，以实现标准化的种植，而目标收获后应当采用标准化的加工过程。同时，对于品种以及其中的化学物质，除了建立动态的分析体系外，还需要从遗传基础进行深入解析。 

　　“解析需要高通量的分析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质控平台，可以对化学物质进行动态监测。此外还要从作物的活性物质基础着手，从初步的细胞类型的高通量活性筛选开始，再到动物实验的活性筛选，最后得出的一些好的品种或者活性功能成分再进入到临床实验。” 

　　刘成洪最后强调，中国的作物营养功能研发应当逐步向药物的标准体系靠近，“这样才能提供一个说得清、道得明的生产与质控体系，生产出更好的营养功能型农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