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以风能、光伏为主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已实现了规模化发展。但进入“十三五”时期后，可再生能源的外部发展环境与内部发展动力都出现了新变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指出，“十三五”时期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的补贴、价格、项目管理等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行业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变化。

　　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发生深刻变化

　　陶冶表示：“过去行业发展更多地依靠国家激励政策的支持。但从2018年开始，以风能、光伏为主的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发生变化的不仅仅包括补贴、价格，还包括项目管理等各个环节。进入2019年~2021年的“十三五”发展后期阶段，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正从完全依赖国家补贴或依仗经济激励性手段支撑，慢慢向无补贴时代过渡。

　　“尤其这三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正处在过渡阶段，一方面有补贴，另一方面又开始推行无补贴，给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陶冶说。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占据全球近一半的市场。比如2018年全球装机量为94吉瓦，而中国就高达44吉瓦；风电全球装机量为46吉瓦，中国装机量为20吉瓦。

　　从目前的全球可再生能源整体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水平基本相当，而平价发展是中国当前非常明确的发展目标。从2021年1月1日开始，中国将取消风能与光伏的补贴。

　　同时，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各国都是依靠终端对绿色低碳能源的需求，来刺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如欧美的大型IT企业、先进设备制造业、快消品企业等，包括苹果、亚马逊、奔驰、百威啤酒等，中国则有阿里巴巴等。

　　陶冶指出，有观点认为，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尤其是在5年之内，企业应当实现全部产业链都使用可再生能源。“比如你喝的百威啤酒从小麦种植浇灌用水、用电，到最终送到你家的冷链供应，其间全部的电量均来自可再生能源。”

　　2019年5月，《促进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已经正式由发改委颁布实施。“这就是我们在过去10年来，一直探讨的配额制问题。”陶冶指出。

　　他认为，在中国通过对电力终端消费者的引导，推动供给侧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尤其在平价机制健全之后已经建立起相应的市场。

　　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可修正

　　目前，中国整体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包括与先进技术的融合等，已做得非常完善。陶冶表示，在光伏领域、风电领域，先进制造业带来的无人化制造对降低成本的成效非常显著。“如与人工智能的结合突破了对风、光处理预测的传统方法，带来了极大的提升。”

　　未来，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究竟需要依靠什么？在他看来，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碳排放，“虽然发展可再生能源有经济及大气污染等关系，但我个人认为减碳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最为根本的驱动力。”

　　目前，中国并没有确定非常明确的、绝对量的减碳目标。虽然已经签署了《巴黎协定》，同时中国也表示到2030年碳排放将达到达峰、碳排放强度也要达到峰值——“但是我们没有说过绝对的数量”，陶冶说。

　　事实上，真正从量化驱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指标，是全国能源消费中非化石能源的占比目标。陶冶指出：“我国已经制定了2020年使用非化石能源占使用总量15%与2030年达20%的目标。十九大后，所有目标都在探讨2035年的两个‘十五年’目标。到2035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比能达到样的水平？我认为可以达到30%，我们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如果确定了2035年达到30%的目标，可以倒推一下2030年的目标应怎样修正。”

　　非化石能源发展各有所长

　　在非化石能源发展中，核电及一众可再生能源谁能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取决于最高层面安全及终端层面经济性的问题。

　　“最为狭隘的能源安全问题，其实就是能源供给问题。在粮食安全尤其是主粮安全供给中，每年投入几千亿元的农业补贴也要坚守安全的底线。而对于能源供给而言，供给安全决定了未来整个能源架构或结构中，各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定位。”陶冶说。

　　其中，生物质能的潜力巨大，生物质能发电是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刚性需求；而地热能的发电量相对较小，陶冶认为，随着技术进步，未来在城市供暖中地热能确实将占有一席之地，但在能源结构当中的比例仍然有限；目前海洋能发电的度电成本约为7~8元，未来主要用于特殊领域的海上设备用电等，很难在资源结构当中占据大的比例。

　　中国水电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资源和开发大都集中在西藏、云南、四川等地。而且水电开发早已不仅仅只是能源问题，而是与当地扶贫等问题挂钩，包括生态补偿等。移民已经占整个水电开发成本的一半，外送线路建设难度尤其大，陶冶提出疑问：“将这些成本分摊其中后，新增水电的经济性在哪里”？

　　对核电而言，居高不下的成本是阻碍其进入市场的最大障碍。去年审批固定的上网标杆电价为0.41~0.43元，即本地燃煤脱硫标杆的定价。

　　“据我所知，中国核电的度电成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降至0.4元以下——这还是基于后处理等经济匡算模型算出来的。”陶冶说。

　　从2021年1月1号，中国风电、光伏的补贴将被取消。陶冶认为，在“十五五”期间，风电、光伏成本加上储能成本，不但价格将比煤电低，提供的电力也将基本相当。无论作为企业还是国家的选择，风电和光伏都是重要方向。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并未过快

　　根据相关规划，中国在2020年时可再生能源装机将达到680吉瓦，而2018年底就已达到728吉瓦；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计划为1.9万亿千瓦时，而在2018年底已经为1.86万亿千瓦时。

　　“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太快？”陶冶表示，“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为在2020年达到每年15%的增速，而在2018年底这一数字为14.3%左右，2019年确定的当年发展目标为14.6%，考虑到如今风光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非化石能源转型的速度仍然在增加，还是按照有定的目标发展的。”

　　当然，陶冶也指出一些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如从整个风电行业的发展来看，中国经过十几年的规模化发展，平均每年增加的装机容量为20吉瓦左右，但事实上也经历过大起大落的阶段。如2015年风电装机为32吉瓦，2017年回落至15吉瓦，2018年又回升至20吉瓦。

　　陶冶表示：“我们在32吉瓦的时候没有欢欣雀跃，在15吉瓦的时候也没有陷入低迷。2018年整个风电发展回到比较健康均衡的发展轨道上，包括三北地区重新复苏、中东部分散式的提出以及海上风电等。”

　　他指出，下一步更多以存量核准的风电项目将会被消纳，发展均衡的态势会得以延续。在风电进入平价时代后，三北地区是应当予以重视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