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等观点的影响，中国软件业的发展曾经长期停滞不前。“1994~2008年间，我国对国产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的支持基本上停止了。”

　　在“抢占新基建风口·破局智能制造”高端云讲堂系列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软件是数字经济的重要驱动力，而数字基建则是“新基建”重心和基础。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融合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约为35%，总量已超过30万亿元。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倪光南指出，“数字经济与企业转型”主要指代“产业数字化”，不过在实际情况下这两者往往会互相融合。例如将给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带来重大贡献、规模将达到几十万亿元的“新基建”，实际上就包含上述两方面的融合。

　　数字化转型过程经历了发展阶段、数据采集阶段、数据治理阶段、落地与应用阶段及数字化成熟期。如1998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后，数字空间开始出现；其后移动互联网不断普及，提供了更多数据触点，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统一的数据流程和数据标准开始建立。

　　数字化首先提升用户体验，实现初步落地后，数字化变革开始进入供应链和制造端；进而数字化成本降至极低，成为社会基础社设施的一部分。

　　“预计从2022年开始，物理世界实现数字孪生，并全面服务于社会民生。零售、金融、旅游、内容行业将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拥有先发优势。”倪光南说。

　　他指出，中国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进化。“预计制造业2019年的产值、产品为101万亿元左右，中国工业互联网正推动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的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供给侧红利也已出现，将助推企业数字化服务的价值回归。在医疗、养老、住房、教育、就业和消费领域，要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充分利用社会和市场力量，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注重创新性和多元化。

　　“其中关键是，企业的升级发展要积极发挥新消费的引领作用。”倪光南说。

　　数字基建是“新基建”重心和基础

　　新一代信息技术无疑是推动数字经济的引擎，未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风口包括：物联网、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机器学习和深度神经网络、智能手机与云端计算、量子计算、混合现实、数据分析、深度强化学习、脑机接口、智能数字挖掘、无人驾驶、虚拟现实、5G等。

　　倪光南指出，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规模将达到几十万亿元,“新基建”对数字经济发展将有重大贡献。

　　有别于工业基础的“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新基建”主要包括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

　　此外，还包含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物联网、智能驾驶、工业机器人、氢燃料、石墨烯新材料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疫情促进了公共卫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共卫生制度改革，公共卫生物资储备，生物医药的基础研究，如疫苗技术、病原检测技术、医疗物资供应链、医疗智能化设备、隔离病房服务机器人。”倪光南说。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的重心和基础。从短期看，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发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长期来看，能培育、壮大数字经济的新动能，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基建”主要指与数据相关的基础软硬件建设，包括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基础软件等。

　　公开信息显示，我国工信部将围绕5G网络、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基础软件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以长补短、加快进程，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中国信息技术和产业总态势

　　倪光南指出，信息技术和产业是数字经济的支撑，在中国归属于网信领域。“网信领域技术新、发展快、人才作用大，在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有后发优势，发展数字经济的条件优于发展传统经济。”

　　目前，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中国网信领域总体技术和产业水平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企业在全球ICT（信息通信）企业前10名中占据3席，但发展依然严重受制于人。

　　“我们的‘短板’主要在芯片和基础软件（包括OS和工业软件等），‘长板’则主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领域。”倪光南表示。

　　他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是一般规律，对数字经济更为重要。”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数量为2688所，在校大学生数量超过2500万；2018年大学生毕业人数834万；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亿人。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才资源。而软件人才的比重也越来越大，2019年软件从业人员高达673万人。但我们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倪光南坦言。

　　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也是这一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37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比例为0.6%。

　　发展至今，沿海制造业不断加剧的“用工荒”、因工资轮番上涨而正在变贵的中国制造，究竟路在何方？

　　倪光南分析道：“到2025年，中国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必须大力实行发展方式的转变。虽然‘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是‘工程师红利’前景光明。”

　　他认为，中国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在其中占比较大）数量未来将跻身世界前列，这也是今后中国发展的巨大动力。

　　软件是数字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当前，软件技术已渗透到几乎的所有信息技术之中，软件人才在网信领域的高技术企业中，比重往往超过七成。

　　倪光南说：“软件产业有基础性、战略性，软件技术和软件人才有通用性、带动性。‘软件定义世界’的趋势反映软件技术无处不在，软件人才无所不能。”

　　显然，软件正在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成为智能制造业——例如宝马7系列汽车内置的软件超过2亿行代码，波音787客机中的软件代码超过10亿行。

　　软件正在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转型，而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5G、物联网、云计算、机器人、VR/AR等）中占有很高的比重。

　　在倪光南看来，中国有着发展软件业的有利条件，如丰富的人才资源、大体量的软件产业、巨大的内需市场和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等。

　　目前，软件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在2000年到2019年的十九年间，共增长128倍。但是，倪光南直言不讳，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等观点的影响，中国软件业的发展曾经停滞不前。“1994~2008年间，我国对国产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的支持基本上停止了。”

　　在今年3月25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技术发展司司长谢少锋表示，在基础软硬件方面，将实施国家软件重大工程，集中力量解决关键软件的“卡脖子”问题，着力推动工业技术的软件化，加快推广软件定义网络的应用。

　　而在云计算方面，我国将提升云平台基础设施的能力，完善计算、存储、网络、安全防护等云服务，深入推动中小企业上云，促进大型企业、政府机构、金融机构更多的信息系统向云平台迁移。

　　“目前可以看到，在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方面我国正在采取一些重要的举措。”倪光南说。

　　应对核心技术产品实施多维度测评

　　对于我国今后网信领域的发展方针，倪光南指出，要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

　　在2019年9月网络安全宣传周中，习总书记强调：“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众所周知，安全可控即自主可控、安全可信（或安全可靠）。自主可控针对关键核心技术，开放创新适用一般情况。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要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的方针。

　　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上也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坚持独立自主意味着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新、自主可控等等，而这与对外开放是辩证的统一。

　　倪光南指出，对于网络安全的基本原则、建设网络强国的根本方针等问题是不能改变的，应当辩证地处理好相应的关系。

　　他认为，为了确保重要领域的自主可控，有关部门应对核心技术产品实施包括自主可控测评的多维度测评，即除了以往已经实施的“质量测评”和“安全测评”外，再增加“自主可控测评”。即多维度测评为：自主可控测评——对产品/服务/系统的自主可控性进行评估，“这种评估可以是针对CPU、OS等核心技术产品，也可以是针对其他软硬件或服务”。

　　质量测评即为对产品/服务/系统的功能、性能等等技术指标进行测评；安全测评则是对产品/服务/系统的安全性进行测评，这种测评往往是实施“等保”、“分保”制度的必要内容。

　　倪光南强调，自主可控需制订客观、科学的测评标准，并由第三方机构实行测评；在关系到网信安全的重要场合，自主可控测评可起“一票否决”作用，而且今后自主可控测评要逐步制度化。（本文未经报告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