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人才目的何在？

　　引进人才的实质在于增加本地的知识存量，以此带动当地产业与创新的发展。现代研究已经证明，当代的创新都是基于科学知识的创新，而非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所习惯的依赖于经验与实践的创新模式，这是创新机制的一个质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案例已经可以充分证明这种趋势，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硅谷不可复制的内在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给出一个推论：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创新根本不可能实现，而且创新的发生率与知识存量呈正相关的关系。各地区之所以引进人才，所看重的就是人才本身所携带的知识，这才是人才引进的目的所在。基于这种共识，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就面临两个棘手的问题：首先，如何准确衡量人才所拥有的知识存量的多少？其次，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量的知识。这就涉及到人才个体所拥有的资本存量问题。按照当代社会学家的观点来看，人才所拥有的资本存量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即社会资本（社会关系、声誉等）与个体资本（学术资本），而个体所拥有的资本存量中真正与创新有关的资本是学术资本，只有学术资本才代表人才所拥有的知识存量。对于学术资本的购买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它的贬值问题，这是知识新陈代谢的自然结果。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真正有效的人才引进计划应该是把资源最大限度用于购买人才所拥有的学术资本，而非社会资本，因为社会资本与创新行为本身并不直接相关。如果某项政策安排主导下的资源主要被用于购买人才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而非学术资本，那么这种人才政策是低效的，因为它变相地等于为人才的过去成就重复买单，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这种策略是极度不经济的。相反，这种策略在政治市场中却是高效的，因为它有助于实现政绩工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科技资源并不是很丰富的老工业基地省份来说，暂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可持续，仅从效率角度来说，这就是很不经济的行为，这种做法对于当地的产业发展与创新来说实际意义并不大，充其量只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它所收获的主要是一种社会资本。在当下扭曲的科技评价体系以及资源分配模式下，或许有些短期收益，但是对于真正提高当地的知识存量与创新能力来说，却不是最佳选择。未来一旦科技评价体系改革，这种弊端马上会显现出来。换一种思路，如果假设按照时下的人才市场行情，1亿元可以引进200名优秀博士/博士后，甚至更多。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200名博士/博士后的总体知识存量是否比一个院士的知识存量多？从长远来看，哪一种选择更有利于该省未来的产业发展与创新行为的发生呢？答案显然是后者。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美国的人才政策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道理，美国每年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从全世界各地招聘博士后，而不是像我们国家这样花高昂的代价引进功成名就的所谓大牌人物，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从细节处就可以发现美国模式是最符合市场经济的选择，因为博士（后）阶段恰恰是一个人在知识生产环节中处于边际产出递增的阶段，而此时当事人只有很少的社会资本，投资于人力资源的投入基本上是用于购买纯粹的学术资本。而我们的人才引进政策却是典型的冤大头模式：热衷于成名人物，他们的知识生产处于边际产出递减阶段，而且附带有过多的具有装饰作用的社会资本。相当于变相地为那些功成名就者的过去业绩重复买单，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知识的新陈代谢角度来说，两种不同模式下选择的人才：一个代表未来，另一个代表过去。而创新与产业发展是与未来有关的事业。

　　知识溢出是否等于创新？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相同的四个轮子上，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经济增长的要素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与技术。在工业化时代，促成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大多是基于资源的自然禀赋，而知识经济时代，促成经济增长的要素已经转向知识要素，而最能体现知识作用的要素就是技术与具有专门技能的人力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各个地区大力引进人才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现在的问题是在方向正确的背景下，如何保证引进的效率而不是流于形式主义的作秀，恰恰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一个地区之所以舍得投入巨大资本引进人才，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带动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才之所以能带来这个结果，原因即在于人才本身所拥有的知识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它潜在地具有带来边际收益递增的后果。这种知识资本的收益是通过人才所拥有的知识的溢出效应实现的。知识之所以具有溢出效应，是因为知识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它具有非竞争性与部分排他性特点。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在同一时间内自己使用并不影响其他人也使用；而排他性主要是指知识的产权归属问题，在当代社会主要是指通过法律有效阻止其他人对某一知识的使用。但是知识中除了部分技术知识以专利形式存在外，其他类型知识的产权很难界定，因此，知识具有部分排他性。这也是知识扩散与溢出效应能够发生的重要来源。另外一方面，知识溢出对知识的传播路径具有依赖性，溢出性的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部分，显性的知识包括上述的专利等可具体化的知识，但促进创新行为的更多的是以一种不可具体化、经验和习俗性质存在的隐性知识，这种隐性知识具有类似地方性知识的特点。另外，作为知识溢出路径终端的学术氛围和研究传统也对溢出效应有很大的影响，只有规模性的知识溢出才是产业和区域创新的关键所在。

　　对于一个具体地区来说，要充分利用知识溢出效应需要两个条件：首先，造就知识高势能区，有效形成知识溢出的点/面势能区；其次，对于溢出知识的点/面吸收能力。目前各地政府在引进人才过程中，仅注意到了知识的高势能点的营造，而忽视了势能面的培养，这就出现了不顾本地实际情况盲目攀比的求高、求大心理。所以，我们看到了各地区以不惜千金买马骨的姿态，急迫地追求院士、海外千人计划等高端人才，场面看起来很热闹，真实效果乏善可陈，其缘由也在于此。这也就是当前习以为常的“点”的竞争，而真正能够推动当地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环境却是“面”的竞争。这是依据水桶的“短板理论”得出的自然结果。道理很简单，可以设想一下：引进一个顶尖人才，他个人能溢出的知识有多少？如果当地的整体知识水平偏低，那么，即便这点溢出的知识也是无法有效吸收的，这就导致知识的溢出效应大打折扣。从这里不难看出，仅仅有知识的高势能点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知识吸收平台，否则，知识的溢出效应是无法实现的。更何况引进的顶尖人才也不是那种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式的人才，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引进人才是需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否则的话，一个好的政策，就有可能沦落为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作秀。

　　知识溢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具有地理局限性，即空间距离越近，知识的扩散与溢出效应越强，反之，距离越远知识扩散与溢出效应越弱。这主要是由于知识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即编码知识与非编码知识（能力知识，即波兰尼所谓的默会知识）。在当代的信息交流条件下，编码知识的传播已经克服了距离障碍，而非编码知识的传播还是需要近距离的面对面的交流与传播才能实现知识的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引进200名博士/博士后远比引进一名院士更有利于知识的扩散与溢出效应发挥作用，这种模式相当于缩小了知识扩散与溢出的距离，并有效地提高了当地知识接收能力平台的整体势能面，这是比高势能点更有效地利用知识扩散与溢出效应特点的路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知识溢出通常发生在区域内与区域间。对于区域内的知识溢出而言，高势能点的作用远不如中等势能面的作用，这是由接收能力决定的；对于远距离的区域间知识溢出效应来说，中等势能面的作用更是高势能点所不具备的。换句话说，200名博士/博士后远比一名院士与社会有更广泛的联系。当一个地区有了比较好的基准知识势能面，那么，这种宽广的知识储备也有利于各种产业的集聚与创新行为的发生。另外相对于知识的普遍性和专用性，越是专业的知识所需要的交易费用越是昂贵，引进一个更为高端的人才，相对于本地并不太发达的经济与社会条件而言，中等势能面上更多专业、领域的普通高端人才更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提供实际的支撑。我们前期的研究已经证明，有利于形成创新的硬性社会基础条件有三种：制度要素、经济要素与人力资源要素，对于任何地区来说，把这三项要素解决好了，都有利于产业与创新行为的发展，而人力资源要素发挥作用的首要条件是提高人员的整体知识水平，否则，一个产业在当地想找一批合适的专业人才都找不到，这种境况让企业如何降低成本，维持正常生产，创新行为又怎么可能发生呢？人力资源战略由点到面的转变，恰恰是知识溢出效应与接收能力所硬性约束的。只有基于此，知识扩散与溢出效应才能转化为真实的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力量。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把乔布斯和比尔·盖茨这类天才空投到非洲，即便他们才华横溢，也无法成就苹果与微软在当地的宏伟业绩，其原因就在于当地的整体知识势能面的水准太低，无法吸收与支撑乔布斯和比尔·盖茨所提供的知识溢出与宏伟事业。

　　北方某省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它原本具有比较好的知识基准面，在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进程中，在有限资源投入的约束下，本可以利用最小的成本快速大幅提高该省的知识储备势能面，使之成为中国东北地区产业集聚、创新与知识溢出与接收的中心节点，为未来的振兴准备条件。对于区域发展来说，田忌赛马的策略不失为一种性价比很划算的策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研发与基础科研环境建设，这是为未来投资，否则，盲目攀比不但是一种很不理性的行为，而且很容易拖垮本省脆弱的经济基础（上个世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的案例就是同类道理）。试想，如果全国各省都开始参与抢院士的游戏，该省仅从自身经济角度而言，能比过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吗？显然毫无胜算。所以，最适合自己的策略才是最好的策略。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