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工艺学是技术和资本互促的表现，使技术科学化，主导的资本形态是产业资本；电气时代的工业实验室是二者融合的体现，使科学技术化，主导的资本形态是金融资本；信息社会时代的后学院科学是技术与资本一体化、科学技术一体化时代，其主导资本呈现出多元化、虚拟化的态势。

　　现代社会是技术和资本的社会。技术与资本的互动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现代性的根源所在。当代中国仍是立足于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其现代性呈现出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特征。对技术和资本互动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能更好地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价值重建等重大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历史考察与分析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历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蒸汽时代的技术与资本互促——工艺学；电气时代技术与资本的融合——工业实验室；信息时代技术与资本一体化——后学院科学。

　　蒸汽时代的技术与资本的互促

　　工艺学是科学与技术合流的产物，即技术科学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使科学成为资本的同盟军，资本开始控制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尤其是当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的时候，以机器为核心的工艺流程技术形态的出现，使科学在工艺学上的运用显得更加迫切。这样，工艺学使科学知识转化技术知识，科学和技术开始合流，它是技术科学化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其重大意义在于：“工艺学是对科学有计划、有目的的应用，它的出现是产业技术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以及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从此，产业技术的发展摆脱了经验摸索的老路，走上了在理性之光照耀下的自觉探索之路”。

　　蒸汽技术促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商业资本，它与生产过程无关,主要是贸易资本，同时它又是暴力、掠夺、血腥的代名词。这种资本增殖的方式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机器”时代，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变具备了技术条件。这一时代的重要技术特征是用机器生产机器，英国出现了两大产业群：一是用机器生产商品的产业，二是重型机械制造业。这两大产业群必须占有大量的资金才能进行，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群的出现，以产业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有着更加广泛的增殖空间。这样大量的商业资本向产业流动，产业资本形成。

　　电气时代技术与资本融合

　　工业实验室使资本家与科学技术专家相结合，即科学技术化。由于电气时代的技术发明主要是科学应用的结果，科学成为技术的先导。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家们意识到：购买发明专利不仅成本高，还容易引起法律纠纷，不如自己在企业内从事技术创新，这样工业实验室就在企业内部诞生。企业家们雇佣的是学术性质的科学家进行独立的研究工作,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发明。美国的贝尔实验室是世界工业研究组织的典范。由于资本的慷慨捐助，科学为它的支持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杜邦从一个火药制造商变成了拥有大量发明的巨型化学公司。因此，工业实验室的创立，实际上是构建了资本与技术结合的中间体。科学被资本雇佣并为其服务，同样在资本控制下的技术就不断地要求科学研究按照技术原则体制化和规范化，即科学技术化。

　　电气革命催生了新的资本形态——金融资本。第二次技术革命是在以电气技术为主导技术的一些技术群同时兴起，主要体现在重工业上，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规模庞大的重工业、电力工业利用先进技术扩大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加快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出现了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组织形式。

　　随着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银行也在日益集中，形成少数大银行垄断各国银行业的局面。银行垄断的影响和意义更重大。如果说，产业部门的垄断常常只涉及到一两个经济部门的话，那么，银行的垄断则会关联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逐渐变成“万能的垄断者”。这样，银行向企业贷款，为了保证贷款的安全和收益，银行开始干预企业的生产，甚至决定企业的命运。这样，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相互渗透和紧密结合，产生了金融资本。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是金融资本的统治。

　　信息时代技术与资本一体化

　　后学院科学使科学技术一体化。20世纪的信息革命宣告人类社会进入后学院科学时代，呈现出科学技术一体化、技术与资本一体化的特征。齐曼认为后学院科学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应用语境(appliedcon-text)下一种崭新的科学知识生产模式——产业科学(industrialscience)，即以应用为中心，实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二是指科学研究的资助来源于工业企业、商业公司、政府部门等，科学知识的产生是由这些大集团的利润来定义的，并且这些科学知识不断向产业界延伸，产业界因此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动力和利润。这样科学知识的生产按照市场规则组织起来，不断实现产业化，即技术与资本一体化，科学知识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实现资本化。知识产权的主体与产业界联姻，通过技术入股、转让开发权或者通过对专利技术的垄断等投入生产过程中，以获得巨大的利润。

　　后学院科学的发展出现了由“小科学”向“大科学”的发展态势，形成了“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链条，世界各国都把高技术产业化放在国际竞争中突出的战略地位。为了抢占这个战略制高点，各个国家纷纷制定“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投入大量国家资本，进行基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研究。

　　信息技术使资本形态多元化、虚拟化——跨国资本、虚拟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资本逻辑的内在规定性在于利润和利润率，当利润和利润率下降的时候，资本一定要突破原来的资本形态寻找新的增殖途径。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开始出现“滞胀”，这样，金融资本就不可能投资于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产业部门，开始向虚拟经济部门流动。于是，发达国家开始了“金融创新”活动，滋生了一系列的金融衍生品：如股票、公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它们充作同实体经济相对立的另一套资本的载体。

　　虚拟资本的形成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信息技术。它能将自然界存在的波性物质（声波、生物波、电磁波、引力波、光波等)转化为技术，如电子、微电子、光电子、光纤、卫星、遥感技术等，使信息的采集、识别、传输、存贮、处理等独立运作和独立存在，并形成通讯、咨询、广告、电子商务等服务性产业，为物质生产和实体经济服务，从中获取收入。信息技术要想获利，必须以金融衍生品为依托，将其转化为货币；同时，金融衍生品的买卖和获利必须依靠信息技术，因为信息技术能够迅速地传递各种资源的供求关系和资源配置情况，能够反映人们的心理预期。

　　由于资本和信息技术一体化，虚拟经济迅猛发展。虚拟资本现在已经成为社会核心资源，奠定了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出现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使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大大加快。同时它为英美的虚拟资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这样，英美国家利用技术、经济、军事、制度等强大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使其放松资本的管制和开放资本项目，这样，就实现了虚拟经济的全球化，跨国公司便成为跨国资本的载体。由于虚拟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甚至控制实体经济，加大了经济发展中的投机性、泡沫性和风险性，给整个世界带来更大的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佐证。

　　对技术与资本互动的建构

　　从对技术与资本互动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技术与资本彼此塑造、彼此融合，互为动力。二者的互动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现代性的根源所在。

　　技术与资本互动中的二律背反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文明面。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从机器的附庸到生产要素中的核心资源。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产业的核心是工业生产，机械化是核心的产业技术，劳动者受着资本的雇佣，成为机器的附庸，即死劳动控制活劳动。但是到了信息技术时代，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劳动者的地位从机器的附庸转变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有形的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和垄断地位逐渐受到了人力资本的挑战，人力资本成为生产要素中最核心的资源，成为最有活力的资本之一。

　　资本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蕴含了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的因素。技术与资本互动的最终结果是它们彼此改变着各自的形态。尤其进入信息社会，由于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突飞猛进，生产不断地向全球化扩展，这样，决定了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不断地从私人资本发展为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以职工化、大众化、分散化、全球化为其主要形式的股份资本。这样，资本的私人占有不断地被削弱，资本成为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的社会资源，为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技术与资本互动的恶面。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巧妙地隐藏在科学技术背后，科学技术只是表象，成为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没有摆脱资本逻辑的中国，也经常会出现资本暴力的现象。

　　风险社会的渊薮——技术与资本的互动。技术和资本的共谋，产生了一系列的风险：生态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等等。由于资本的代言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借助专家建立一套强势话语来推卸责任，美其名曰为“潜在的副作用”，结果就造成了对待风险问题的态度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这样，风险社会通过穿过现代技术与资本共同构筑的法律、政治、甚至是各种意识形态，堂而皇之地在全球肆无忌惮地蔓延。这种危机具有不确定性、全球性、复合性、人为性的特点。正如风险社会的提出者贝克所言：“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

　　技术转移中的马太效应。技术促进了资本新形态的产生，资本的流动又带来了技术的转让。通常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是高污染低附加值的技术。而这种转让又会产生新的技术垄断组织，即“国际性技术战略联盟”，实行“合作资本主义”。其主要做法是相互占有商业资产的份额，在共同开发、设计新产品方面互相交换技术，形成新的投资项目。这会产生可怕后果：即如果在所谓三大列强(欧洲、日本和美国)的高端技术制造商中形成了这种公司联盟的形式，其最终的联盟威力会使一些较贫穷国家的几代人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引起社会发展的不公正，形成马太效应。

　　建构“以人为本”的资本伦理价值观

　　要超越风险社会，要建立“以人为本”的资本伦理价值观。当代中国对于资本既要限制又要发展，要强化政府的技术伦理责任。在现实中，社会采取何种科学技术，如何应用，不取决于科学技术共同体，其决定权在于国家和大集团。因此，政府一方面应该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的资本伦理，同时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从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地消除资本的“恶”面，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来的科技政策才能真正发挥其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功能，实现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

　　要积极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一是要引进掌握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锻造“资本化科学家”，如奇瑞汽车的“挖人”战略就成为公司的研发力量。这样就避免了跨国公司通过以专利技术的折价作为出资参与我国企业经营，最终达到技术垄断的局面，改变发达国家转让给我们过时、落后的技术的不利局面，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是研发资本跨国流动带来的技术扩散将是中国寻求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为显著的是国外高技术产品的进口贸易，这说明中国的技术创新走的是以“借鉴吸收为主、自主研发为辅”的道路，其结果就会加剧技术转移中的马太效应。中国企业只有从“拿来主义”的被动局面转向“主动出击”的自主创新之路，才能真正使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这需要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是国家层面，要制定完善的鼓励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二是中国的企业要不断加大技术进步的要素投入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