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都掀起了兴建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热潮，地方政府与高校、科研单位尝试通过联合共建工业技术研究院，整合各种优势资源，以实现技术转移转化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广州工研院”）是国内较早一批成立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9年来，初步探索出“1+1+N”建设公共研发平台的模式。

　　“1+1+N”模式的探索与发展

　　在我国，应用性创新研发与产业需求的结合一直是技术创新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除研发资金投入少、人才短缺、研究实验条件不完备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研发模式与管理文化的问题。广州工研院成立的初衷是期望以最优的资源共享整合方式和成本，获取最优化的综合收益，这显然需要一个创新的管理体制和合作模式。广州工研院不仅担负着具体从事技术研发和将其转移服务于本地区企业的使命，同时更重要的任务是作为先驱者打通从知识到市场的最优化路径，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广州工研院充分借鉴了台湾工研院、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法国机械行业技术中心等国际知名机构的成功经验，努力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技术创新模式，并不断探求新理念且实践之，逐步形成具备持续改进和完善能力的管理构架。其中从自身平台搭建入手，采用“开放联合”的“1+1+N”模式来建设科技研发平台的方式为多个研究中心所采用。主要做法如下：广州工研院与一家具有技术优势的科研机构或高校共建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同时向其他有合作意愿和条件的单位开放，广州工研院提供场地和部分研发经费，合作单位派出技术人员到广州工研院开展研发工作。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受现行管理体制、习惯性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要真正做到“1+1+N”协调运行，远比想象中的艰难，其发展过程充满了各种挑战与挫折。下面就以广州工研院初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几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说明。

　　钱字当头，无法落地

　　在广州工研院建院初期，曾与某高校合作共建研发平台。在合作过程中，由于受传统科研管理模式的影响以及对教师科研工作量的考评体系制约，该高校多次要求和希望合作经费能划拨到其所在地账户进行管理，但广州工研院希望建设的是开放联合的公共研发平台，而不是为某个高校建立的封闭的分支机构，况且按照高校及科研机构现行的管理体制，合作经费一旦拨出便无法进行有效管控，经费与成果之间存在若干不确定性，使研发平台建设面临巨大的潜在风险。为此，广州工研院清醒地意识到，对合作资金使用效力负责，是一个公益应用创新型科研机构所应坚守的职业和道德底线。所以广州工研院坚持建立独立合作单元的原则不变，并一直将其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奉行至今。此案例说明，传统的体制机制往往会给创新研发平台的合作建设带来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现行大环境和利益模式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将无法避免，因此必须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创业为名，落地无根

　　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鼓励教师、科研人员“走出去”，地方政府和单位不仅鼓励高校教师兼职创业，还引导科研人员在兼职中开展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工作，并可将此项工作作为其职称评定的依据之一。广州工研院建设初期也曾与国内某知名大学合作共建了研究中心。由广州工研院投入项目资金与研发场地，高校投入他们优秀的研发团队与核心技术，双方确立了合作项目，并同步成立了科技孵化企业，在当时可谓“强强联合”。然而，项目启动后，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核心成员却迟迟不能到位，使得研发工作难以得到有效推进和实施。归其原因，便是由于这些高校教师本来自身教学、科研工作量就很大，有的本来就已经“身兼数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即使“有心”却也分身乏术。此状况在维持了一段时间后，仍然得不到有效解决，因此，不得不适时启动项目终止程序，双方的合作也暂时搁置。由此可见，无论上层之间如何达成共识，项目前景如何诱人，人员落实不到位，一切都只能是空谈！

　　急功近利，难以为继

　　广州工研院成立伊始，就与国外某知名研究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建立战略联盟，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实现技术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在合作初期，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双方在平台建设、团队建设、外源项目争取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由于文化、发展观念、运行模式以及双方期望目标上的差异，使得双方的合作在经过几年磨合后仍然存在分歧：其一、中方一直坚持认为，平台的构建需要共建双方的努力，按着优势互补的原则共同投入建设，做到研发、管理和市场的有机统一，最终使共同拥有的团队在技术、产品和服务上达到最佳，形成最强的竞争优势。但外方提供的项目报告中，往往很难看到其以共同承担项目的姿态所承诺的参与和投入，而是更多地提出需要中方购买的设备、软件以及支付其高额的人员费用。究其本质而言，外方没有把中方看成合作伙伴，而是把双方的关系当成了纯粹的供与求的客户关系；其二、双方合作共建的平台对外方而言只是一个简单的横向合同，他们认为技术市场推广的责任应该全部归结于中方，而中方一直强调双方建立的是一个能长期合作的公共研发平台，希望双方共同开拓市场，获利后双方分享，况且初期的广州工研院尚不完全具备与市场对接的研发能力；其三、由于双方的合作在当时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相关的上级领导对合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在此背景下，合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众所周知，任何技术的转移转化和产业化过程都是一个反复持续的探索过程，都存在失败的可能性，尤其广州工研院在建设初期就与国际顶尖的研究机构开展合作，双方在更多层面还没有达成系统和深入的沟通与交流，谁也不能保证该合作短期内就有成效。因此，在真正需要决策的时候，中方由于缺乏十足的把握而顾虑重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合作进程。

　　盲目联姻，无法延续

　　作为广州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建的第一批研究机构，广州工研院在成立初期，为了尽快落实共建双方之间达成的合作协议，筹建小组就对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进行了走访交流，并最终与某研究所形成合作共识，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建研发平台，并在短期内启动了合作项目。但在后续几年的项目开展及平台建设过程中，各种问题开始凸现，比如人员不到位、研发力量薄弱、市场适用性差等，最终致使项目进展缓慢，双方合作也形同虚设。这说明，任何研发项目都必须是建立在广泛的市场应用基础上，通过开展充分的调研、评估论证等前期环节才能启动实施。那种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务而违背一般规律的科技项目研发具有“先天性缺陷”，“想当然和一厢情愿”是不可能成功的。

　　阳春白雪，没有根基

　　与传统研究型高校和科研机构主要开展基础研究类课题研究不同，广州工研院主要是开展产业应用技术研发，构建工业技术创新研发平台，开展技术转移和产学研合作，最终实现科技成果向产业应用转移、转化。广州工研院曾与某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但由于立项前的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没有深入了解当地企业用户需求，对产业技术领域把握不到位，对技术市场过于乐观，两年后，实验室基本环境建设完成，项目组也做出了一些研发成果，但由于缺乏产业基础，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企业用户，使得研发成果长时间停滞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得不到及时的转移转化。由此不难看出，开展工业技术应用研究的项目带头人与核心团队，不仅应该是知名机构的学科带头人，更应该是创业者或产业技术的引领者，缺乏产业根基的研发平台与公共研发平台的建设宗旨是相违背的，因而这种项目或许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前景不容乐观。

　　通过上述几个案例可以发现，在我国现行科技体系中想要通过“1+1+N”模式建立一个创新的、开放的公共研发平台，初期必然会碰到许多不确定因素，有时会直接导致失败。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尚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历史进程中，往往不得不面对复杂情况和深层次问题的考验，要深刻认识到所要面临的是一系列系统性的复杂问题。这是现阶段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的无法回避的众多困难的一部分。因此一定要从失败中及时汲取经验教训，不断在管理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提高和改进，并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正是凭借这样的坚韧，广州工研院才得以发展到今天。

　　“1+1+N”发展模式的演变

　　“1+1+N”发展模式有其一定的优越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公共研发平台建设中各相关参建方的权责利该如何清晰，如何形成相互信任和依存的共赢机制，始终是广州工研院在发展“1+1+N”模式过程中探索的问题。在广州工研院走过了近5个年头之后，由于决策方面的改变，给广州工研院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广州工研院开始了新一轮的建设；同时，利用“1+1+N”发展模式建设公共研发平台的创新性、有效性也得到了更好的诠释。

　　一院三所共存的创新结构模式

　　2011年5月，为加快推进广州工研院的建设，根据广州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的相关协议，中国科学院的三个研究所进驻广州工研院，这标志着广州工研院新一轮的建设启动。为了响应战略决策的调整，广州工研院（本部）以大局为重，不惜放弃局部利益，将工作重点调整为“服务协调、特色研发、转移转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保证了三个新建所进驻工作顺利完成，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正常运转。

　　根据相关协议，“三所”作为三个人、财、物独立运行的广州市地方事业法人，分别由中科院相关研究院所建设、管理、运营与所有；而广州工研院（本部），保持原有广州市属事业单位性质不变，同时又是“一院三所”的综合管理服务和组织协调机构。这种“一院三所”独立运行、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国内也算是一种创新。2013年，“一院三所”被中科院认定为中科院非法人单元机构——中国科学院广州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这是“一院三所”协同创新模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国家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2013年，广州工研院牵头申报的国家工业转型升级强基工程专项“锂离子动力电池制造工艺装备技术基础服务平台”实施方案获工信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批准立项。该平台由广州工研院牵头，联合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及行业内优秀企业共同建设，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55亿元。

　　作为该年度工信部批准立项的两个国家级平台建设项目之一，该平台之所以能够在广州工研院成功落户，除了广州工研院具备承担一般项目的必备因素之外，其多年来始终坚持的开放联合合作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该项目的规划阶段，广州工研院就充分发挥其作为国家级技术转移平台的重要作用，认真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及技术需求，精心选择行业内拥有明显优势的单位作为合作单位，整合各单位的优势资源，在技术创新的同时实现集成创新，建立了锂离子动力电池制造工艺装备技术基础服务平台。这是以“1+1+N”模式建立公共研发平台的成功案例。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广州工研院从开始探索“1+1+N”发展模式至今，已有近9个年头。目前，广州工研院的各项建设工作都处于持续稳步发展的进程中，但与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的期待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通过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有如下几个方面：

　　“人”的问题是关键

　　在公共研发平台的发展过程中，“人”的问题始终是关键，“专职、专业、专心”的团队至关重要，人员不到位，所有的工作都无法得到有效落实。长久以来，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广州工研院在吸引中青年科研骨干及高端人才方面一直存在难以解决的困难，地方区域性政策手段和技术措施尚显不足，严重制约了核心技术团队和管理团队的发展。因此，亟须以创新思维探索适合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加快推进公共研发平台的建设和发展。

　　加大财政的持续支持力度

　　作为创新型应用技术公共研发平台，需要政府持续有效的投入、扶持和引导，才能逐步走向自我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因此政府要将对公共研发平台的持续性投入作为财政预算保障的重点，要制定对平台可持续发展的支持规则。在平台建设期内，政府要保障其所需的经费，待平台建设步入正轨之后，政府可按年度拨付一定额度的运行经费，科技管理部门给予一定额度的专项支持，其余由平台按市场规则运作。比如可以参考德国弗朗霍夫研究院的产-学-研模式，由政府保障三分之一的经费投入，其他经费则通过市场和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平台建设获取，使平台运行得到稳定的经费支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当然，政府可定期对平台进行评估，根据平台建设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资助经费的额度。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技术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缺乏充足的资金投入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地方财政有长期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政府用财政资金支持科技创新活动是希望获得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成果；研发平台在起步阶段也非常需要政府财政资金的资助，用于研发条件及人才队伍等方面的建设，以形成创新和服务能力。目前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条普遍规律是：就科研、中试、生产3个环节的资金投入比例而言，较为合理的比例是1：10：100。因此，如何保障财政资金管理体系的高效运行和有效管理，以适应技术高速发展和市场复杂多变的局面，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

　　建立责权利明晰的体制机制

　　要依据公共研发平台发展的规律，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建立一套适合并能促使其快速发展的责权利明晰的创新体制机制。在决策与执行过程中，要改变目前的“政府领导下的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政府部门要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与平台的创新体制机制有效对接，尽可能去行政化，切实推进平台的建设和发展。此外，各公共研发平台以及公共研发平台内部各单元之间，还要建立责权利明确的协同创新机制，发挥协同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在地方传统产业升级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上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

　　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引导

　　在公共研发平台的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的有机融合，以“八一工程”（一个团队、一个国家级平台、一个产业技术企业联盟、一支基金、一个孵化器、一个产业园、一个商贸基地、一个产业链群）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引导，打通科技-产业-经济的发展通道，以实现科技、产业和金融的有机结合，从而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助推产业升级。

　　鼓励创新且宽容失败

　　根据美国的一项统计数据，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一般失败率达70%，完全失败率达20%～30%。任何一项科技创新都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其过程往往会有一定的反复性，经常会遭遇失败。近期刚刚通过的《广州市南沙新区条例》中已明确指出：对于南沙新区进行的创新活动，未能实现预期效果，但同时符合下列情形，一是创新方案的制定和实施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二是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三是未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恶意串通的，可赋予“试错权”免于追责。因此，希望社会能给科技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要鼓励创新，也要宽容失败。

　　作者单位：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

　　注：本文得到广州市南沙区经贸科技和信息化局科技计划项目“南沙区院地共建科技创新平台体制机制研究”支持。